赵艳

秋是被霜花拍醒的。房檐上还悬着碎银似的星星，父亲已经把牛车推出院子，老黄牛蹄声闷重，像大地的心跳，胶皮轱辘碾过土路，“吱呀”一声，把黎明撕开一道缝。车板上铺的是洗得发白的麻袋，缝里透出碎砂，磨得光滑，像被岁月舔过的骨头。我和弟弟爬上去，麻袋“哗啦”一响，带着干草屑和去年的土腥味，呛得我们直眨眼，却笑得比枣树梢的雀还欢。

掰玉米的声响是“咔嚓、咔嚓”，父亲左手握秆，右手一拧，金棒槌落进掌心，再扬手抛进牛车上，“砰”一声砸在麻袋上，震起一阵甜香的尘。弟弟个矮，钻进玉米帐只剩头顶一撮乱发，像麦浪里冒出来的黑音符。他每掰一穗，就举过头顶冲我喊：“姐姐，又一个！”

太阳爬到歪脖子枣树梢时，母亲来了。那只圆滚滚的铁皮饭桶在她手里晃，桶里分两层，第一层是玉米面窝窝头、煮鸡蛋、腌白萝卜丝；第二层藏着中秋的美味——四块月饼，父亲两块，我和弟弟各一块，母亲自己不吃，说“闻闻味儿就甜”。月饼是五仁的，青红丝在油润的馅里闪现，像被琥珀困住的彩虹。

牛车装满，父亲“吁——”地喝住老黄牛，我们爬上车，在麻袋堆上打滚。父亲甩响鞭，红布条划破空气，“啪嗒”一声，给秋天盖了验收章。归途逆风，带着麻袋、泥土、月饼、汗水的综合味道，我仰面躺着，看枣树的红灯笼一路后退，像母亲站在地头冲我们挥手，越来越小，最后退成记忆深处的一粒朱砂。

后来，母亲病了，秋收的饭盒便由父亲提着。再往后，四舅买了三轮车。铁斗子一翻，千斤玉米“哗啦啦”滑进去，马达“突突突”地吼，盖过了牛车的吱呀。老黄牛被牵去集上卖的那天，父亲空着手回来，掌心却攥着一把牛毛，像攥着一把秋风。卖牛的钱一半给母亲买了药，一半给弟弟交了学费。牛槽拆了，轱辘头挂在墙角，渐渐长出暗红的锈。

母亲走后第七个月，村里贴出红纸：响应国家政策，整村搬楼房，签字按手印，下月就拆。父亲把剩下的月饼模子、轱辘上的铁钉、一串干红枣，统统塞进蛇皮袋，说，“留点土味”。挖掘机开进来那天，大铲直直插进西山墙，“轰隆”一声，屋顶的瓦片像一群受惊的鸟，扑簌簌飞向半空，又重重摔碎。我站在远处，看见父亲被灰土吞了一半身影，他手里却攥着那根再也派不上用场的鞭杆，红布条在风中飘，像一截不肯熄灭的火。

如今，父亲住在四楼。他把旧麻袋折成垫肩，扛起一袋大米，噔噔噔上到二楼就得歇口气，扶着栏杆，像扶着当年那条崎岖的山路。如今，闭上眼，我仍能听见“得儿——驾——”的吆喝，听见麻袋与玉米碰撞的闷响；仍能念起月饼里的青红丝，混着五仁的油香，在舌尖慢慢化开；仍能感觉牛车启动时那一瞬的轻晃，像大地把我和弟弟托在掌心，摇我们入睡。

原来，我们一生都在收秋，只是后来，麻袋换成了编织袋，老黄牛换成了三轮车，母亲站在地头的身影，也永远定格成了遗像。而那一声“吁——”仍悬在胸口，替我把故乡的秋天，死死勒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