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老百姓为了感念一位好官，会为他制作、奉送一把万民伞，或者立一座纪念碑，也可能请名人为他写一篇传记，让后人永远铭记。在介休，就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史公塔”，纪念明朝万历年间的好知县史记事。

史记事，字义伯，号莲勺，陕西渭南人。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次年任介休知县，这是他入仕的第一站。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离任，在介休任职的时间只有5年，但其清吏治、重教化、正世风、利民生的杰出政绩数百年来广为流传，并收录于明朝以来各种版本的《介休县志》中。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为了引导民众重视教育、立德树人，由县衙主持在县城东南部城墙上建起了魁星楼，城墙四面各建3丈多高的悬楼，并在城东南40里的天峻山峰顶修建了一座实心圆锥形石塔。此塔高三丈五尺，形如狼毫，命名为“文峰塔”，介休百姓早起一出门便能仰望，崇师重教之心油然而生。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98年至1599年），介休旱灾严重，五谷薄收，城乡沉寂，万户萧条，史记事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谷物，送到贫苦饥民家中，并带领县吏走进宅门大户，劝导富豪巨贾出银出粟、认捐认借，齐心协力开仓赈灾。与此同时，史记事积极组织百姓开渠引水、凿井提水进行生产自救，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山庄窝铺、田间地头，与百姓一道想方设法共御天灾，使得当地在大旱之年耕地没有荒芜，断粮农户没有外出乞讨沦为饿殍。

当年，汾河水由东北向西南穿介休而过，但河水浇灌的土地少之又少。史记事了解到周边地域筑有水渠，每年冬春两季引水浇灌，能够保障夏秋两季粮食丰收，于是派出县丞实地勘察，选择在罗王庄开筑一条深一丈、宽一丈五尺，总长八里的渠道。这条渠道在引入汾水之后，可浇地4000余亩。

介休北部部分村庄土地贫瘠、沙地居多，一遇干旱就禾萎苗枯、产量锐减。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史记事派出一名主簿进行现场勘测，证实适宜从平遥罗城村开渠引水灌溉。随即，他轻车简从，拜会平遥县令魏学征。这位平遥县令同样是一位愿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官员，得知从罗城村开渠不但对介休大有益处，而且平遥四个村也可以发展水浇地。同时，史记事还答应以双倍价格补偿占地修渠的损失。于是，两位年轻官员下乡入户进行劝解，百姓签字同意。此后，介休、平遥两地分段勘测、筑渠，成渠后全长40多里，沿线百姓都得到了实惠。

对于远离汾河的干石山区，史记事积极鼓励百姓凿井自救，教授他们凿井引水的技术。由县衙出台优惠政策，允许山区百姓每开凿一口井，可从县衙仓储中借谷五斗。短短几年，这里就增加了1300多眼水井，既缓解了旱情，又从根本上保障了粮食丰收。

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了正风俗、育人才，在文庙创办了育才馆，学舍、讲堂共计28间，县衙还组织编写了《正俗约》《四礼辑要》等教材。育才馆开办百年，介休中举人50多人、进士20余人，科第蝉联、文风昌兴，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才俊。

史记事依法理而不循旧制、多开源而不懈节流，对当地物力财力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想方设法缩减县衙公务开支，规定凡迎来送往一律从简，衙门理事必须公平公正。他还坚持救助贫弱、严抑强暴，打击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因此，他的官声远近闻名、家喻户晓。

介休农户祖祖辈辈没种过棉花，衣被全靠从晋南购买土布缝制，史记事下决心实现当地棉花布匹自给自足。他从平阳购买了优质高产的红花棉种子分发给农户，从老家渭南请来棉花种植户手把手教授种棉技术，不仅很快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需求，还丰富了介休的农产品品种，使棉花成为介休重要的经济作物。

介休因水而兴，又因水而困。洪山泉是当地主要水源地之一，为近一半村庄的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北宋年间，介休百姓在四朝宰相文彦博的主持下，将水源分为东、中、西三河，按照下游各村庄的田亩、流程确定配额，成为百年来洪山泉水分配的标准。明朝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之前的约定遭遇挑战，史记事经过广泛调查后，确定了“以地定水”的原则，并把原来水渠的木闸改筑成石闸，用生铁铸成了出水孔，上面盖分水窑、下面立石柱，一孔四尺归中河、一孔六尺归西河。分水窑水闸由几个村公认的德高望重之人掌管，根据各方需要开闸放水，最终化解了中河、西河沿途村庄的用水纠纷，还节约了大量泉水。

史记事在介休做县令5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勤政爱民的优秀官德赢得了介休百姓的尊敬和赞扬。

史记事去世后，介休百姓将其牌位供奉于名宦祠。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年），介休人张恭友独捐千金倡议，由梁旼等16人助工，在县城北门外修建了八层砖塔，命名为“史公塔”。至今，“史公塔”仍是介休地标性建筑之一，颂扬史公的历史功绩，彰显百姓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