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晋中分属于太原郡和上党郡。榆次、阳邑（今太谷区）、祁、中都（今平遥县）、邬（今介休市东北）、界休（今介休市东南）、马首（今寿阳县南）七县属太原郡，橑阳（今左权县）、阏与（今和顺县西北）属上党郡。由于秦代时间较短，文化遗存在晋中发现的并不多，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枚秦权，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的实物例证。秦代墓葬在榆次猫儿岭也有少量的发现。

西汉初年，晋中一带先后为韩王信、代王恒领地。到了西汉末年，晋中所辖分属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与上党郡。榆次（马首并入）、阳邑、祁、中都、京陵（今平遥）、邬、界休七县属太原郡，沾县（治今昔阳，领昔阳及和顺北部）属上党郡。

东汉末年，晋中全境分属于太原郡、上党郡、乐平郡（治今昔阳县巴洲村）。其中榆次、阳邑、祁、中都、京陵、邬、界休七县仍属太原郡，轑河（今左权县）属上党郡，沾县、乐平（今昔阳县）属乐平郡。

秦汉之际，晋中人才辈出，先有介休人宋昌辅佐文帝，被封壮武侯。又有建武时护羌校尉祁县人温序，不畏凉州割据者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东汉末介休名士郭泰，是桓、灵二帝时士人与宦官斗争中士人的著名代表和太学生主要首领之一，以不愿就官府征召而著称于世。东汉末祁县人王允，以与吕布合谋诛杀董卓而名垂青史。两汉时期在晋中留下了70处遗址和27处（座）墓葬。

国之重宝——秦权

说起权，人们通常只知道权力、权利等的含义，并不知道它原来是一种物体。其实，它就是人们经常可以见到的秤砣。

1977年，榆次一中挖防空洞时，工人们在地下深约13米处，发现了一件秦代铁权。由于知识的匮乏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淡薄，工人们见铁疙瘩上镶有铜片，便将铜片凿下来准备卖废铜。一位教师知道后连忙制止，并报告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立即派人取走了这枚秦权。

这枚铁权通高20厘米、底径22.4厘米、腹围72厘米，重达30.75公斤。上边的桥梁形纽便于拿起和称量物体。权体一侧表面镶嵌有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诏版上下高8.5厘米、左右宽11厘米，上刻9行40字篆书铭文，除个别字被工人凿掉外，大部分保存完好。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其大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虽然秦权锈迹斑斑，外表并不吸引人，镶嵌的铜诏版也仅有40个字，但它却记录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做的几件大事，这些大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秦灭六国之前，齐、楚、燕、韩、赵、魏这些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度量衡制度，这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很大障碍。事实上，早在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就已经有了统一六国度量衡的想法。据史料记载，在秦国大将王翦统率60万秦军灭了楚国之后，秦始皇感到统一大业即将完成，非常高兴，想去视察一下被秦军征服的楚国土地。然而，在他的庞大军队刚刚进入楚国境内时，就被迫停了下来。秦始皇急忙问左右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前进了。陪同的大臣李斯对秦始皇说：“楚国的车轴长度与秦国的不同，楚国的车轴短，因此道路也窄，我们的车太宽了，所以无法继续行驶。”秦始皇听了李斯的话后说：“占领六国的土地之后，下一步就要考虑统一六国的度量衡和车轴、道路的标准，等到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我们驾车到六国任何一个地方就方便多了。”

秦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颁布了统一度量衡和车轴、道路的诏令。六国的度量衡统一了，车轴的长短和道路的宽窄也有了统一的标准。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秦代经济的发展。秦权的铸造，就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实物例证。

权与衡是相配套使用的，权相当于秤砣，衡相当于秤杆，是用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的。遗憾的是，由于衡多为木制或竹制，不易保存，因此目前还没有秦代的实物衡出土。而秦权或为青铜铸造，其上铸有诏书；或为生铁铸造，其上镶嵌诏版，所以保留下来相对较多。尽管人们可以断定秦代的权和衡也是利用杠杆原理来称量物体轻重的，但由于没有实物衡，因此仍然无法考证当年秦人用权衡称量物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从“权”字的结构分析，也可窥其一斑。权字左边是“木”字旁，说明它和木有关系，没有秤杆、仅有秤砣是无法衡量重量的。权必须得有一个秤杆，秤杆上有定盘星，才能称重。而且距离定盘星越远，它的分量就越重。所以人们常说，秤砣虽小压千斤。榆次出土的这件秦权，重30.75公斤，推测它的秤杆应该相当粗长，承重也应该是相当重的。在民间，权除了有称重的作用以外，还被当作吉祥物和镇宅之物。相传民间搬家时，要先将权搬过去。造屋上梁时，将权悬挂于梁上，寓意称心如意。人们压帐角也要用权。古人对权十分看重，因此在汉语中就衍生出了权力、权利、权势等词。东汉末年的著名将领孙坚，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孙权，孙权后来成为三国时期吴国的国君。孙权的名字代表了对权力的向往和对权势的追求，也寄托了孙坚对于一统天下的渴望。由于权在人们心中象征着权力，因此古代许多王公贵族用权来随葬，以显示其生前的权势和地位。

战国时期，各国对青铜器的铸造相当重视。秦国要求在每一件铸造的兵器上都留下工匠和督造官员的姓名。如果兵器出现了质量问题，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秦统一六国之后，因为秦权是国家统一铸造的，并且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它的上面仅铸有秦始皇诏书的内容，并没有留下工匠和督造官员的名字。秦朝灭亡之后，以后的历朝历代虽然对权做了一些改进，但大都沿袭了秦权的制作工艺以及管理办法。

榆次出土的这枚秦权，不仅见证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的实物例证。它上面镶嵌铜诏版的铭文，对研究秦代文字小篆以及统一文字事件本身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战国时期，六国文字最为混乱，一个字就有好多种写法，犹如许多青铜器和钱币上的文字，晦涩难辨。这给人们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活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正因为如此，秦始皇提出了车同轨、书同文。秦统一六国以后，不仅统一了度量衡，把文字也统一了。秦权诏版上的篆字，就是秦统一六国以后统一的一种文字。

秦代小篆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带有秦小篆的传世品数量却非常少。目前仅有山东泰安岱庙内的泰山刻石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琅琊台刻石，而且这些刻石都残损得十分厉害。而秦权则是带有秦小篆铭文最多的实物例证。

秦权上的铭文是李斯、隗状或者王绾这些书法高手的精心之作。李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对秦以前的大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金文，做了一些简化和改动，形成了秦代的小篆。秦小篆对于文字的传播、社会文化的交流以及对金文的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铜诏版上的40字铭文，依笔画多寡，高低错落有致，极具装饰性。虽然这些铭文为阴刻文字，但其流畅婉转的笔画清晰可见，古意盎然。秦始皇对秦小篆字体十分喜欢。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当政时期，每天要批阅大量的竹简文书，这些文书加起来有120斤重，而它们却用各诸侯国不同的字体写成，这严重影响了皇帝批阅的速度。出于对治理一个刚刚统一国家的需要，也是出于对小篆的喜爱，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秦小篆，这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阅读和书写，加快了各地文化交流的速度。

榆次一中出土的这枚秦权，在山西省是第二次发现，实属罕见之国宝，现已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另一枚是1956年在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发现的。

秦汉之际的猫儿岭墓葬

1971年，为配合山西锦纶厂的基本建设，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榆次猫儿岭发掘了七座秦汉之际的墓葬。

这七座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基本一致。墓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大一些的墓葬长 6.45米、宽2.65米、深8.3米，小一些的墓葬长3.8米、宽1.7米、深4.2米，呈现出一种狭长的形状。墓室四壁较直，有的墓壁上还留有当时挖掘所用工具铁锸的痕迹。痕迹宽度与3号墓出土的铁锸相等，说明出土的铁锸就是当时使用的工具。墓底一般都很平坦，只有4号、11号墓底两侧各挖两条窄而浅的土沟。葬具都是一椁一棺，棺椁大多腐朽。保存较好的3号墓木椁是用枋木叠砌。椁盖也为枋木并排平铺而成。枋木之间的衔接、椁盖枋木与壁板枋木之间的衔接，采用了榫卯结构衔接方法。椁与墓壁有间隙，形成了活土二层台。棺盖漆黑漆，面施红彩，绘制云纹或锯齿状纹。有趣的是，在每一座墓室的填土中，都埋葬着一个绳纹灰陶罐，有的还覆盖着一件小陶盆，有的陶罐内还储存兽骨。这种现象在山西并不多见，而在猫儿岭墓区的发掘中却屡见不鲜。

随葬器物的放置一般都在椁内棺外的一侧或一端。小件随葬品如带钩、铜镜、木梳、玉器等主要放置在墓主人的腰部和头侧。令人费解的是，在5号墓棺内墓主人的四周，撒满了一层2厘米至3厘米厚的碎石块。石块有的呈绿色，似石英石，有的黄白，似云母片。这种用碎石块铺盖在死者周围的现象也不多见，其用意究竟是为保护尸体不朽，还是为了防盗，人们不得而知。

这7座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器、骨器、木漆器等116件。其中陶器最多，铜、铁器次之。

陶器的组合明显区别于战国晚期的鼎、豆、壶、盘、匜，而成为鼎、盒、壶、罐新的组合形式。豆演变为盒，缺少了盘、匜，而增加了罐。质地几乎全是泥质灰陶，没有夹砂陶。纹饰有绳纹和彩绘两类。陶罐和陶盆多饰绳纹。鼎、盒、壶、罐施彩绘。有的通体施黄彩，有的通体施红、黄、黑三色相间的卷叶云纹、勾连纹、圆圈纹，还有的绘鸟纹和波浪纹。画面层次分明，纹样生动，画工精细，富于变化。

出土的铜鼎和铜壶，器形较小，壁薄质劣。唯有一件铜扁壶质量较好。扁壶圆形六瓣蒜头小口，细长颈，肩附一对衔环铺首。腹扁且宽，两面饰对称的马蹄状弦纹，长方形圈足。其形制虽与汉代的扁壶相似，但认真观察，仍有所不同。铜镜较大，宽卷沿边，镜背饰云雷纹。柳叶形铁剑窄细狭长，剑脊不明显，刃薄锋利，铜格铁身。3号墓出土的木牍是截至目前晋中范围内发现的唯一一件秦汉之际的墨书木牍。木牍体积短小扁薄，上端作圆头形，并用墨汁涂抹一截，下端齐直，不见有穿系的痕迹。一面墨书“口笥”二字。笥为古代盛饭或盛衣物的方形竹器。这件木牍是箱箧之类的标签。

4号墓出土的一枚石印，成为判定这组墓葬的年代，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可靠依据。这枚印章出土于4号墓主人的腰部，白色石灰岩质地，正方形，横断面呈梯形，长宽各2.4厘米、高2厘米，坛纽，有系孔，印面为阴文，有边框，文为白文“安国君”三字。这座墓随葬的器物不算丰富，同“安国君”印一起出土的铜器有铜鼎2件，铜带钩2件，铜矛、鐏、铺首各1件。陶器有2件彩绘壶、5件灰陶罐以及陶璧、璜、弹丸等。

西汉王朝建立后，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官印制度。制度规定俸禄相当于两千石以上者为银印，青色绶带，龟纽，印文称章；六百石以上者可以用铜印，黄色绶带，印文称印。可见，这枚石印与汉初的官印制度不可比对，毫无瓜葛。说明这个“安国君”并不是西汉建国以后的封君。“安国君”石印和古玺印所见的“安武君”“建安君”风格相似，特别是“君”字的写法，更是如出一辙，这是继承了东周时期古文的写法，在以后的汉代印章中就不见这种写法了。这枚印章和文字的写法，显然应该是汉代以前的遗物。

有学者认为，“安国君”如果是个封君的话，墓中这样简单的随葬品也是与封君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墓葬中发现的矛和鐏这类随身武器，说明墓主人应当是武职人员。这个“安国君”不可能是大国封爵，很可能是偏侯弱国在局势动乱、兵马倥偬的情况下，由于有武功而获得的临时封号。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安国君”的墓葬绝对不会如此寒酸和草率。与它相距不远且时代大体相当的3号墓，随葬品比“安国君”要丰富得多，武器有铁剑、弩机，棺椁也比较大，这种情况反映了这片墓地埋葬制度混乱的时代背景。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了秦国以前的封君之外，再也没有封君。秦末农民大起义，六国贵族趁乱东山再起、恢复位号、复辟旧制。项梁自号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李左车称广武君。而且，农民起义军中也盛行封君，陈涉封大将武臣为武信君，陈余称安成君等。在楚汉相争中，封君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刘邦在夺取政权前，就封樊哙为贤成君、郦商为信成君、曹参为建成君等。说明这个时期封君的现象特别混乱，名义上称“君”，但身份地位较之战国时却大相径庭。《汉书·樊哙传》颜师古注：“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榆次猫儿岭出土“安国君”印的墓葬正好是“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空受爵”的真实写照。

榆次在春秋时称涂水，为大夫祁奚的食邑。公元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置涂水县。战国时属于赵国，称榆次邑。秦庄襄王三年，秦攻赵，定太原。第二年攻取榆次，置太原郡。秦末农民大起义，在短时间内就让秦的统治摇摇欲坠，六国旧势乘机复辟，榆次又回到了赵国的范围。公元前205年，魏王豹叛汉，汉韩信袭破安邑并虏魏王，接着引兵向东北攻取燕、赵。在阏与（今和顺县西北）擒杀魏相夏说，又东下井陉击赵。公元前204年，韩信出井陉口（今河北井陉县西北），背水为阵，出奇兵袭赵营，大破赵军，斩陈余，擒赵王歇与广武君李左车。榆次东南紧邻和顺，又属赵地，这场战争不言而喻会波及榆次。这枚“安国君”印在赵地榆次被发现，“安国君”就是当时赵国的封号。从墓中的随葬品可以看出，墓主人是一位武将，所以，这个“安国君”只是战争中论功行赏空授的爵位。

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实物，可以断定这7座墓葬的年代在秦末汉初的秦汉之际。这次发掘也为以后的猫儿岭秦汉墓葬的发掘树立了标杆。

灵石旌介西汉墓

在灵石旌介遗址，与1987年商周粮仓同时发掘的还有一座西汉砖室墓。

这是一座多室墓。墓的方向北偏东，有斜坡墓道。墓门砌封门砖，墓总长5米，分前后室。前室长2.6米、宽2.2米，东西两壁稍作圆弧形，两旁有耳室。两边的耳室为砖券顶，没有随葬品。东边是个假耳室。后室长2.4米、宽1.8米、高1.8米，穹隆顶。墓地面铺砖。前后室各置两棺。后室棺内骨骼不全，随葬有五铢钱和铜镜，应该是二次迁葬。前室两棺中，西侧一棺墓主人骨骼散乱，随葬有陶罐、陶灶等；东侧一棺底部铺有白灰，骨骼完整，墓主人是一位中年女性。随葬品有头饰、铜镜、铁环首刀、漆碗和陶罐等。

时代特征明显并且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主要是陶灶、青铜镜和五铢钱。

长方形陶灶是一件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表示人死如生，虽离开了人世，但在黄泉之下仍可享受人世间的美味佳肴。灶体一端有半圆形的火门，与火门对应的另一端是烟囱口。灶面上还模印有案、厨具及钩挂的鱼、肉等食物，这种形制的陶灶是西汉时十分流行的随葬品。

青铜镜是古代用青铜做的镜子，用以照面。古代铜镜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铜镜一般是圆形或方形，其背面铸造铭文、纹饰图案和纽，以利穿系；正面则以铅、锡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

灵石旌介西汉墓出土的这件铜镜，主纹饰为八乳丁和规矩纹，乳丁饰内向连弧纹。主纹饰间以小卷云纹为地，其外饰栉齿纹、三角锯齿纹、变形夔龙纹各一周。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纹饰细密华丽，既是一件实用品，又是一件工艺考究的古代艺术品。

这座西汉墓还出土了20多枚五铢钱。五铢钱是我国货币史上铸行时间最长的钱币之一。它始铸于汉武帝刘彻元狩五年，至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钱，才退出了货币历史舞台，历经700多个春秋。虽然期间曲折不断，曾经历过王莽篡汉，禁行五铢钱；也曾经遭遇过剪边减重，导致货币失衡、经济混乱，但它始终是主流货币，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长寿钱。

五铢钱是以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它奠定了中国古代铸币外圆内方、方孔圆钱的传统。一是象征着天圆地方；二是从铸造工艺来讲，中间的方孔可用方形木棍穿过，相对固定，便于打磨其轮廓，是钱币铸造史上的一种进步。“铢”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24铢为一两，标准的西汉五铢重4克。五铢钱是秦汉货币史上的一大转折，实现了中央对货币铸造权的集中统一。

这座西汉墓出土的五铢钱外廓清晰，五字交叉笔画弯曲，铢字“金”旁上部为小三角，下无出锋，“朱”字上横方折，形制规整、重量标准、铸造精良，是典型的西汉五铢特征。

西汉晚期洞室木椁墓

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榆次北合流遗址清理发掘了一座西汉晚期土洞式木椁墓和一条汉代围沟。这座墓葬平面呈“凸”字形。斜坡墓道，南北向。墓道在墓室的北侧，长方形，长10米、宽1.5米。

墓门两侧栽立着两根较粗的圆木，残高2米，直径有40厘米。它们的用途与封门有关。墓门处清理出一件作为明器用的陶灶。封门采用的方法和材料都不甚明显。由于土洞顶部大多已坍塌，仅剩中北部残留部分。通过对这一部分的观察，可窥见其墓室顶部形态略呈弧形，洞顶至墓底约2.7米。洞室底部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长6.2米、宽2.7米。建造这样宽大的土洞墓并不容易，目前也很难见到，可见墓主人身份不是平民百姓。

墓室内有一椁两棺。椁室建造非同寻常，气势磅礴，犹如汉代王室墓采用的“黄肠题凑”。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沿墓壁用圆木搭架而成，并且全部采用柏木。东西两侧各立柱12根，柱子的直径最粗的有35厘米，最细的也有20厘米。年长日久，柱子虽已腐朽，但残存高度仍在1.5米左右。椁室的南侧用横放的圆木叠垒起来，粗细等同于东西两侧的立柱。椁盖板已经坍塌，经清理，发现了21块东西向排列的柏木木板，木板长2.1米、宽25厘米左右；椁底板13块，方向、长宽与椁盖板基本一致。

在椁室的南端并排放置着两件棺木，每棺长约2.4米、宽约80厘米。棺内各置一人，东侧为女性，西侧为男性，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上。

墓内随葬器物共95件，主要是专门作为陪葬用的明器，包括装饰品、兵器、车马器和漆器等，也有部分实用陶器。其中装饰品和车马器均在两套以上。装饰品包括伞饰品，如盖弓帽和各类铜泡等棺饰，分别聚合式地置于墓主人脚端的棺外附近，下葬时这些成套的伞饰和棺饰就被这样集中在一起。另外，作为明器使用的弩机也放置在贴近骨架的脚端。车马器包括锈蚀成灰土状的车厢痕迹、车舆、车轭、车辖、栏舆。当卢、马镳、马衔、小铜铃等则放置于装饰品偏北位置。漆器耳杯、盒、案在洞室口附近摆放。6件鼓腹陶罐是实用器，在椁室东壁附近放置。此外，这座墓葬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洞室北部上方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器物坑，器物坑东西坑壁与墓道两壁连为一体，坑内放置陶盒与陶罐各一件，属于早期墓祭一类的遗存。

墓的东南方向有一条同时期的围沟，距离墓葬11米。沟四面相连，呈90度拐角，长方形，南北长30米、东西宽20米，北面还有1.5米宽的豁口，应为门道。围沟的朝向与墓的方向一致，正南正北，两壁粗糙。在沟内发现少量的汉代筒瓦，可能是一处完全被破坏的汉代建筑的附属设施。

考古人员从出土的器物来判断，这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墓葬。北方地区发现这样的汉代土洞式木椁墓极其罕见，尤其是如此规模的椁室结构，再加上其附近的建筑围沟，表明这座墓葬的特殊地位和研究价值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带还保留有部分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些都为寻找魏晋时期的“中都故都”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汉墓里的陶胎漆器

因为地理气候因素，古代漆器多在南方发现。仿漆器的陶胎漆器虽然在四川、山东发现不少，但是在山西的汉墓中却是十分罕见的。

2009年夏秋之际，在榆社河洼村发掘了一座东汉墓葬，发现了一些仿漆器的漆绘陶器和釉陶器。这些陶器都是专门用于陪葬的明器。漆绘陶器的胎都是泥质灰陶，陶质精细坚硬，火候较高。有东汉时期流行的碗、盘、案、耳杯、樽、魁等器物。其中的案与后来的条案、书案并不是一回事，与现代的案板作用也不一样。成语举案齐眉，语出《后汉书·梁鸿传》：“（梁鸿）为人赁春。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这一时期的案指有脚地托食物的盘子。送上饭菜时，把托盘举得同眉毛一样高，比喻夫妻相互尊敬。考古所见的陶案有方形、圆形几种。耳杯椭圆形，下有矮圈足，两侧有耳，似船形，是一种酒具。樽也是一种古代盛酒食的器具，圆桶形，下有三足。“折冲樽俎”指在宴席之间运用策略制胜对方，后来也泛指外交谈判。墓葬内出土的耳杯和魁，内壁上髹朱漆。碗的内外壁先髹深褐色底漆，然后再用红漆绘出图案。外壁绘两道弦带纹，两道弦带纹间填圆圈纹。碗内壁涂红漆，碗底绘一圈弦带纹，然后填绘云气纹。云气纹云雾缭绕，气韵灵动。陶盘绘几圈同心圆，边缘同样绘出一周云气纹。陶樽红色漆皮斑斑驳驳，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三个熊形樽足张口蹲坐，憨态可掬，逼真传神。釉陶器制作比较粗糙，施釉不彻底，表现出施釉技术的原始形态，主要有博山炉、井等等。

东汉时期的墓葬已经发展为多室砖墓。这座墓葬由前室、后室、东西耳室、甬道、墓道几部分组成。斜坡墓道长15米、宽1米。浅浮雕铺首衔环的两扇石门被平砖层层砌筑封堵。进墓门经过1.2米长的甬道抵达前室。前室正方形，长、宽各为3.3米。前室两侧有与甬道相连接的东西耳室。耳室也作正方形，长、宽都是2.6米。前室经过又一段甬道抵达后室。后室略呈长方形，长4.6米、宽3.2米。整座墓的墓顶已经完全坍塌，墓顶结构不明，推测应该是穹隆顶。漆绘陶器大部分是在前室被发现的。后室是安葬墓主人的地方。地下的墓葬反映着当年墓主人的生活。前堂后寝的墓葬结构也正是地上建筑的缩影。这种墓葬规制很符合《周礼》“前堂后寝”的礼仪制度。也就是说，前面的屋子是厅堂，用以接待来宾和办公，后面的屋子是主人的寝室，是主人睡觉休息的地方。由于这座墓葬早年被盗，后室人体肢骨凌乱，填满碎砖，千疮百孔，满目苍凉。只有这些充满生气的漆绘陶器，给后人讲述着墓主人生前的显贵。东汉时期的榆社县属于涅县所辖，县治就在距河洼村20公里的武乡县故城镇。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的规模、形制以及出土的随葬品，推断墓主人应该是当地的地方官吏或显贵。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适逢乱世，墓葬可能在下葬不久就被洗劫一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