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曾流传着一句民谚，“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当年，晋商以金融开路，执商界之牛耳。晋商行销范围广、资本厚、路线长，为求重利，不惜旷日持久、劳神费力。晋商每开拓到一处沃土，便亲帮亲，乡带乡。久在异乡的生意人，难免会有无尽的乡思。同在一处的乡亲，便自然地相亲起来。出于生意场上互利互助以及联络乡谊的需要，同乡会馆便应运而生了。从明朝中叶起直到清朝末期，晋商在全国各省的城镇间陆续建成许许多多的山西会馆或与陕西商人合设的山陕会馆。这些会馆遍布全国，伴随着晋商度过了显赫一时的辉煌。

晋商会馆

始于明盛于清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赴全国各地经商的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同乡商人集聚得也越来越多。由于经济力量的强盛，晋商便自发筹集资金修建了许多会馆。这种会馆，既是山西同乡商人聚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一种民间社团组织，类似于当今山西人在外地组织的山西同乡会或山西人在外地设立的办事处。

当时的晋商久居外乡，身处异地，受不同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阻隔，总有一种孤寂感。为了消除孤寂之感，他们首先想到语言相通、志趣相投、习俗相同的“老乡”，所谓“亲不亲、故乡人”。地域的纽带将他们连接到一起，同乡的情分，自然拉近了商人间的距离。再者，根据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传统观念，他们也需要朋友间的互相帮助。但更主要的是，通过同乡这条纽带，商人们可以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同乡同行的利益，并与其他势力的侵害进行斗争。

明清时期，商人建立会馆在全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山西商人所建会馆之多，在全国各大商帮中首屈一指。这当然与当时晋商在商界的地位有关。在全国各地，山西的商人们捐巨资，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会馆。他们常聚集于此，或喝茶聊天、尽兴看戏、联系感情、增进乡谊；或商谈事务、解决纠纷、制订行规、规范市场；或公决大事、形成合力、一致对外、维护利益。晋商会馆既是一种商业组织，也成了漂泊在外的山西商人的“家”。

晋商会馆的建立，与山西商人的发展相适应。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始于明朝隆万时期。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的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逐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

清代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设会馆于京师。大体上，晋商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各商埠集镇，晋商先后设立晋商会馆。

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有着很大关系。以河南南阳社旗山陕会馆为例，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向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清代的赊旗店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因而，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的商人就是晋商。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

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晋商会馆的建立又有所发展。除在京师设立许多会馆外，晋商又先后在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湖北、河南等全国多地设立会馆。

遍布全国的

晋商会馆

晋商会馆，有山西商人共建，山西省地方商帮、同行业商人所建几种。由山西商人共同集资修建的会馆，一般一地只有一所，代表当地晋商的共同利益；地方商帮和同行商人集资修建的地方、行业会馆，一地可以有多所，分别代表各州县和同行商人的利益。据《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辑录，山西各州县商人在京城所建的会馆多达15所，涉及颜料、棉布、染坊、粮油、干果、纸张、铁器行、烟行、金融业、杂货等行业，占在京各省商帮会馆的一半多。

除京城外，一般在外省的晋商会馆是由山西商人共同兴建的，多冠以“山西会馆”“山右会馆”“全晋会馆”“晋业会馆”“关帝庙”之名称。山西地方商帮兴建的会馆，冠以本地名称，如“泽潞会馆”“河东会馆”“潞安会馆”“襄陵会馆”“平定会馆”“盂县会馆”等。山西同行商人兴建的会馆，则冠以行业名或加地方名，如平遥颜料会馆等；也有的不称会馆，直接叫某某行业或商会，如山西造纸商人在北京建的造纸同业、山西票号商在北京建的汇元庄商会、账庄商人在北京建的账庄商会等。

还有一些会馆是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合建的，称“山陕会馆”或“山陕庙”。这类会馆多建于山东、广东、湖北、河南、甘肃等地。山陕商人合建会馆，一是因为山西、陕西两省地域相近，仅一河之隔，同属黄河流域，在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经济、文化、民情风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二是秦晋两省友好往来自古亦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结成“秦晋之好”。

在外省一些地方，晋商会馆又被称为关帝庙。这是因为，首先会馆具有祭祀神祇的作用，“会馆所设，所以答神祇，睦乡谊也。”所有会馆都供奉有各自崇奉的神祇。其次，在所有会馆中，只有晋商会馆祭祀关羽，建有关圣正殿，而外省商人会馆是不设关帝神位的。众所周知，关羽是山西解州人，三国时期蜀国著名大将，其一生忠义守节，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等传统，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关公”“关帝”。关圣大帝出自山西，是山西本土的神圣，被山西人推崇至极，而山西商人又巧妙地利用关公这一民众共同崇拜信仰的偶像，把商业价值观念和关公的忠义精神，以及民众的崇拜心态结合在一起，借助会馆这一组织形式，把忠义文化推广到各地。

因为晋商会馆中普遍供奉关帝圣君，所以外省人把晋商会馆称作关帝庙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当时位于京师的平遥颜料会馆，正殿除列玄坛老爷、增福财神、梅葛仙翁等神位外，还设有关圣帝君位。而外省商人会馆中基本是没有关帝神位的。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创建戏楼的碑记中，也盛赞关公，把关公与孔子并列，称孔子为“文夫子”，关公为“武夫子”。可见关公在晋商心目中的地位是除孔圣人之外，无与伦比的。关公以忠义、守节留名后世，被民间尊为义神的化身，而晋商恪守“诚信、义利、笃实”的商业信条和经营理念，正好与关公精神相吻合，所以被山西商人尊为经营之神。

巍峨壮观的

会馆建筑

晋商会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大量建立新会馆上，而且更表现在会馆宏伟的建筑规模上。

开封的山陕会馆，由清乾隆年间山西旅游客商集资兴建。道光时，陕商加入，易名山陕会馆。1933年甘肃商加入，又易名山陕甘会馆。该会馆建筑巍峨壮观、布局严谨、装饰华丽，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三绝”。会馆前有砖雕照壁，上嵌“二龙戏珠”“八仙过海”及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等大大小小图画，尤其一对小巧玲珑的算盘和账簿，显露出会馆浓郁的商业气氛。照壁两边有掖门，在右为钟鼓楼。顺甬道北向有牌楼，飞檐相错，斗拱互交。牌楼后有正殿、配殿，均用琉璃瓦覆盖，翠碧辉煌。殿楼内外浮雕透雕造型生动优美，堪称清代雕刻艺术精品。馆内关帝庙中，关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钟楼上有“关公斩蔡阳”的木雕，牌楼有“挂印封金”“脱离曹营”“过五关斩六将”等雕刻。牌楼下部抱鼓石有“狄仁杰登山望母”“薛仁贵汾河湾夫妻相会”等雕刻。晋商把乡土题材融于建筑艺术之中，使人触景生情。

洛阳的山陕会馆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道光时曾修缮。殿宇房间计有“中正殿五间、关圣帝君拜殿五间、殿前牌坊一座，对面舞楼五间、照壁一座、东西门楼四间、配殿东西各三楹，官厅各三间，香火僧住屋四院、山门三间，修廊二十间”。整个建筑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其建筑形式是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殿堂采取台阶式上升的整体建筑结构，为我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集建筑、雕刻、绘画、陶瓷工艺为一体。

洛阳的潞泽会馆，为清乾隆九年（1744年）山西商人捐资而建。其馆舍重楼飞檐，气势宏伟。院内两对石狮，姿态威武，栩栩如生。南阳地区赊旗镇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会馆占地5467平方米。会馆在兴建过程中，“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烧制琉璃瓦的瓷土，用骡马从山西驮来。整个建筑分前中后三个院落，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有照壁、悬鉴楼、石碑坊、大拜殿；两侧有铁旗杆、石狮、辕门、马厩、钟楼鼓楼、厢房、药王殿、马王殿、配殿、道坊院等。

苏州的全晋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进入前厅两侧各有一座专为迎客奏乐而建的亭阁式吹鼓楼，楼内各塑六尊吹鼓手，各持乐器，似有阵阵鼓乐从楼中飘出。明式戏台是会馆建筑精华所在，戏台高出地面二米许，三面临空，飞檐高翘，戏台顶部采用半球形内旋式穹窿顶，在米红色的底壁上有324只黑色蝙蝠和306颗金黄色云头圆雕，由下向上斜行成列，相依相绕18圈最终汇集到顶部的紫铜镜上。其建筑不仅十分精美，还运用声学原理起到了聚音作用。

多伦诺尔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端，是内蒙和河北、山西的交通要冲，也是旅蒙晋商活动较早的地方。这儿不仅是畜牧及野兽皮毛集散地，而且盛产木材、鱼、碱等。乾隆十年（1745年），旅蒙晋商在此修建了“山西会馆”（原名关帝庙）。会馆总面积5200余平方米，院分三进，大殿四座，附跨殿六座，还有山门、配门、戏台、钟鼓楼、神象殿等建筑物共计95间房屋。正门俗称“过马殿”，两头石雕雄狮矗立，东西各配有碑房一间。穿过正门为大戏台，戏台前两根圆柱雕刻彩画奇丽。戏台对面为两座“过殿”，过殿两侧配有对称长廊。穿过过殿为正殿，内塑关羽手捋胡须像，左周仓横刀，右关平持剑。

晋商会馆

建造资金来源

通过众多的碑记、志记可以了解到，晋商会馆的资金主要来自商户集资，集资的方式大体上有两种，即厘金和捐银。而每次集资活动都会有一个大的缘由，多数是因会馆的兴建、扩建、改建、维修等。会馆主事者会做出一个详尽的预算方案，交给大家讨论确认后再订出集资方案。方案中按各家商户每年赢利数量，按一定的比率，进行提取，自觉上交，便是厘金。

汉口作为当时中部最大的商贸码头，自然是晋商云集之地，由此运往北方的货物源源不绝，因此除商户厘金外，对过载货物减半收之，这种集资方式在当地更为可行。《汉口西会馆志》中有较为详细的支出账，列有五十四大宗，其中包括地基、竹木、砖石、琉璃、油漆、铁件、麻、油、箔等建筑原料；也包括馆内设施神像神橱、风铃、祭器等用品；也有用工的详单，计有泥工、木工、漆工、石工、雕工、铜匠、锡匠等，连上梁的酒资等都有记录。

除了大兴土木需要大宗开支外，会馆日常费也需公摊。在汉口的《山陕会馆志》中，“重建西会馆筹收厘金”一项中，除各种地域、行业帮会列名外，有店名可考的商户多达1108家。汉口虽是大埠，客房云集，但有1000余户数万人同业商贾，而且皆为千里外的同乡，恐怕是空前绝后了。而捐银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千两以上的大户近50户。如属于太谷三多堂的“蔚泰厚”共出资4738两；榆次常家“大德玉”共出资4692两，为诸商之首。这些大号的经营规模大略可以想见。

晋商会馆的发展，还表现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上。在晋商会馆中，大多有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事、住持、夫役及香工等管理会馆事务。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载，会馆管理条规定有13条，其内容主要包括所有收支账簿、房屋、家具、菜园、地基、应用人役，总归值年经营差委等。

晋商会馆

的作用和功能

晋商为什么不惜重金，在各地修建会馆呢？商人以经商为谋生的手段，以赢利为目的，出巨资修建会馆当然也是为其商业利益服务的。

会馆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联络感情，增进乡谊。

“睦乡谊”是山西会馆的一个主要作用。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比较厚重。晋商虽遍布全国，但极少有人在外定居，其商号总号也总是设在本地。从晋商在外挣钱回家置地盖房、商号中雇员多为同乡这一习惯也可以得到印证。

晋商跋山涉水，常年奔波在外，难免有思乡、孤单之感，需要互相帮助。而同乡故土这种最自然、纯真的感情很容易将大家联系起来。他们通过修建或重建会馆，在同乡、商人间集资募捐，以乡土为纽带结成一个民间互助团体，然后再通过在会馆中祭神、演戏等一系列活动，不断增进感情和友谊，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力量，支持其在异地他乡求得生活的安定和事业的发展。“同乡偕来于斯馆也，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蔼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无去国怀想之悲”道出了商人修建会馆的真实意图。

约束同行，规范管理。

同行间的竞争，尤其需要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这样才不致因商业利益而损伤老乡间的感情及和气。遇有需要统一的规则，同乡商人都可以在会馆中协商解决，订立公约，如星戥标准、砝码使用、银两成色等。规则一经制订，须刻石铭记，立于会馆，昭之于众，互相监督，共同遵守。

在河南南阳社旗县山陕会馆，就存有一块清雍正二年（1724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规矩》碑，碑载“社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虚。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疏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永除大弊。”其中说的即是社旗店山陕商人为了维护“校准均匀、公平无私”的原则，“合行商贾，会同集头（集市负责人）”，公议戥秤标准，要求“俱各遵依”一事。这样，商人间通过订立公约、自发管理，既稳定了市场，避免了同乡同行间的互相倾轧，又维护了商家的信誉。

加强团结，一致对外。

明清时期在外经商的山西商人，不仅遭受封建统治者的盘剥，而且时常受到当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和不法商人的排挤打击。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不得不面对外商的不正当竞争和不法侵害。所以，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只好团结同乡，成立会馆，以会馆的名义同各种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清代向商人征收的税种除了关税（商人通过关津时，按规定交纳的税收）外，还有坐税。因坐税不入国课正额，多留作地方支用，故全国无统一税率，许多地方税吏任意抬高税率，向商人征收苛税。牙行也利用其管理市场的权力，巧立名目，向商人索取佣金。河南洛阳泽潞会馆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立的《老税数目字》碑，记载了晋商对税吏向潞泽梭布商人征收高额税收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位于北京的平遥颜料会馆，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公建桐油行碑记》记录了颜料商反对牙行勒索的事例。

解决纠纷，缔结和约。

商人讲究“和气生财”，一般不愿与人发生争执，更不愿形成诉讼。但商人由于利益的驱使，尤其是同行商人在激烈竞争中很难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纠纷，这时候会馆为解决同乡商人的矛盾和纠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乡商人出现矛盾，一般不以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办法互相倾轧，造成两败俱伤，也不轻易采取诉讼的方式对簿公堂，让乡人耻笑，而往往是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使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同乡的亲情成了化解矛盾的重要成分。在乡情的感染下，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互相让步，达成共识，签一纸和约握手言和。在商场，大家仍是竞争对手；进会馆，大家便是老乡朋友。明清晋商团结互助、和衷共济，一方有难，同乡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之事，在晋商史料中不乏其例。由上所见，晋商会馆与晋商发展是密切联系的，会馆在加强山西商人团结、维护商人利益、促进晋商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晋商会馆

促进文化交流和商业融合

晋商会馆的建立，使三晋地域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行交流，产生一种新的地域文化。

琉璃瓦是山西的传统产品，在山西的一些庙宇建筑物中经常使用，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在河南的山陕会馆，建筑物的正殿、配殿均使用这种琉璃瓦来覆盖屋顶，使这一会馆的建筑同时具有晋豫风格。又如在晋商会馆中多建有戏台，逢时过节均要在此演出晋商的家乡戏剧。这种活动不仅对当地戏剧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还使山西戏剧得以吸取异地戏剧文化，这种交流促进了两地戏剧文化的发展。再如晋商会馆均崇奉和祭祀关羽，在晋商会馆的影响下，其他省的会馆逐渐崇奉关羽，从而推动了有关文化的发展。再如，山西盛产汾酒，其制作技术好、历史悠久，汾酒是晋商会馆中聚餐宴席美酒，汾酒的制作技术随之传到异地。在山东、甘肃、东北等地，多有晋人仿汾酒用高粱、豆、米为原料制酒，称之谓烧锅。西宁府以青稞酿造谓之烧酒，即山西商人传以山西杏花村汾酒酿造技术所制，致该地烧酒远近闻名。

会馆推动了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如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他们共同在各商埠建立了许多山陕会馆，形成了山陕联盟，被人们统称“两商”。有时还有别的地方商人加入山陕联盟，如开封的山陕会馆在清光绪年间又有甘肃商人加入，最后形成山陕甘会馆。在四川灌县，先后有山陕、湖广、广东、四川、贵州、江西、福建等7座会馆。这些会馆之间经常进行交流、协调，在一些活动中配合行动，人们便把上述会馆统称“七省会馆”。重庆的“八省会馆”有山西、陕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广、江西、江南等。可见，会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各帮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

本期人文读本参考晋中市史志研究室资料，文章内容有增减，由本报记者张颖整理，图片由本报记者杨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