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岭古墓群发掘现场

陶鬲

陶鼎

铜带钩

铜镦

陶豆

陶壶

左权石匣墓葬

晋中发现的战国中晚期墓葬不少，但战国早期以前的墓葬却不多见。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左权石匣发掘了15座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古墓葬。

这些墓葬在左权县石匣村北，清漳河西源的山前台地上，西邻石匣水库，东距左权县城约10公里。

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无墓道。墓的方向大多是北偏西或北偏东，偶见合葬墓。墓平面多为长方形，个别的是圆角长方形。最大的墓长4.5米、宽3.5米、深4.2米；最小的墓仅长2.4米、宽1.2米、残存深度0.76米。墓室多为口大底小仰斗状，少部分为口底同大，而且四壁较为整齐，有工具挖掘的痕迹。墓葬内的填土大都经过夯实，夯层十分明显。葬具多为一棺一椁或一椁两棺，只有一座墓葬是一棺。人骨架多数是仰身直肢，头偏北，面向上，除部分被破坏外，一般保存较好。经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鉴定，墓主人死亡年龄多在30岁至45岁之间，个别墓主人存在龋（qǔ）齿及骨刺的病患。

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骨器、玉器、石器、漆器、蚌器等。随葬器物有的放置在墓底的椁内棺外，有的放置在椁室的盖板上，也有的放置在墓室的填土中。骨簪、铜带钩、玉器等贴身饰品大都放置在棺内。石圭大都随葬在椁内棺外墓主人脚端。墓葬规模较大的随葬的石圭较多，规模较小的随葬的石圭较少。石圭作为礼器的象征，等级制度显而易见。另外，还有的墓直接随葬整只小狗。随葬陶器以鼎、豆、壶、盘、匜（yí）或鬲、罐、盂为基本组合。有少数墓主人有口琀（hán）的玉石器，仅一座墓主人面部有玉覆面。有的墓随葬的陶鼎、陶罐中残留有烧煮的狗或兔等动物的骨骼，这应该是下葬时特意放置的熟食品。

以日用陶器鬲、盆、罐为组合的墓葬时代要早一些。鬲是炊器，所以陶质为夹细砂灰陶，其他器物则为泥质灰陶。陶器色泽呈浅灰色、灰色、深灰色和灰褐色，这是因为火候不一致而形成的。器物表面只有鬲饰绳纹，其他器物有的磨光，但大多数是素面，没有纹饰。这些陶器有的是先用手制，然后再用慢轮修整。这种陶器组合生活气息浓厚，特点明显，一看便知是春秋时期先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而以陶礼器鼎、豆、壶、盘、匜为组合的墓葬时代要晚一些。这一时期陶器的色泽没有多大变化，仍以灰色为主。一般都是泥质灰陶，夹砂陶仅有一件炊器鬲和个别盖鼎。器物上的纹饰出现了暗纹，有菱形格、变形草叶、三角、网格、条带等形状的暗纹。还有一种是彩绘纹，绘制之前先在泥质灰陶胎上施白色陶衣，然后在陶衣上施红、黄两彩，绘出圆圈纹、卷云纹、变形蝉纹、变形云纹、涡纹、变形草纹等。陶器制作采用手法多是手制、慢轮修整、轮制和模制、套接等等，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整组器物显得敦厚、规整、庄重，仿铜礼器造型烧造，而且墓葬规模较大，级别较高。

左权石匣虽然仅仅发掘了15座东周时期的墓葬，但时代从春秋早期开始，贯穿整个春秋时期，而终止于战国早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晋中在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空缺。

考古专家从获得的墓葬材料来看，这里春秋时期赤狄、白狄等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因素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晋文化的渐进融合，反映了晋人对晋中、晋东南及其附近的经略最早从春秋早期便已开始。这种现象证明了《春秋》《左传》关于晋灭赤狄、白狄的记载是可信的。

榆次猫儿岭战国墓群

榆次猫儿岭紧挨着榆次城区东北关，是一片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3公里的丘陵坡地。

这里古墓葬分布十分密集，上自战国，下迄明清，中间几乎没有空缺，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而以战国两汉墓葬最为丰富。它以实物的形式完整地承载着榆次地区的这段历史，是一座藏品非常丰富的地下博物馆。

1984年春夏，山西省文物局委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榆次市文物管理所、晋中地区各县文物部门组成猫儿岭考古队，抢救清理道路施工时发现的古墓葬。

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古代墓葬186座，绝大多数是战国晚期墓葬。

猫儿岭战国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方向一般是头北脚南。有的墓较大，长6米、宽4米、最深的达到9米；也有的墓较小，长2米、宽不足1米。大墓不多，以长4米左右、宽3米左右的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居多。部分墓葬为口大底小的仰斗状，墓口与墓底长宽不等。有极少数墓葬有熟土二层台。熟土二层台是椁与墓壁间的填土形成的。墓葬内的棺椁大都腐朽，从遗留的板灰痕迹来判断，大部分墓葬为一椁一棺，其次为无椁一棺，一椁两棺的最少。一椁两棺的墓葬大多数规模较大，随葬品也很丰富。一椁一棺的墓葬规模稍小，随葬品已显逊色。而无椁一棺的墓葬大都规模较小，随葬品相对要少得多，有的甚至没有随葬品。另外，在极少数的墓葬椁底部，发现有横向的垫木四至六根。在有椁的墓葬之中，有一部分墓葬的椁附于墓室四壁与墓室同大。椁的制作是在墓坑挖好以后，用圆木或木板拼接而成的，并非事先在地面上制作。

棺内一般放置玉器、石器、铜兵器、带钩、玛瑙环、石圭、装饰品等小件器物。棺外椁内有的有头箱，有的有边箱，放置陶器、车马器等。墓内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兵器、车马器、骨器比较多。玉器、石器、蚌器、装饰品较少。

陶器器形是战国墓葬常见的基本组合，有鼎、豆、壶、盘、匜，还有鬲、甑、盆、簠（fǔ）、罐、盉（he）、鉴、钵、灶、鸟柱盘、筒形器等。豆有平盘高柄豆和盖豆。壶盖往往呈莲瓣状。盉的盖纽也做成鸟形。陶器的纹饰可以分为素面、暗纹、绳纹、弦纹、彩绘等等。暗纹的种类较多，有弦纹、锯齿形纹、网状纹、方格纹、栉齿纹、鱼纹、卷云纹等。彩绘用红、黄、白三种颜色，所绘的纹饰种类有弦纹、涡纹、水波纹、圆点（圈）纹、走兽纹等等。陶器绝大部分为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只有零星发现。大部分陶器的烧造火候较高，质地坚实，表面呈灰色或黑灰色，内胎呈青灰色。夹砂灰陶的陶质较为粗糙，器形主要是用作炊器的鼎和鬲。

猫儿岭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主要有剑、矛、戈、镞、刀等。出土的青铜剑较多，而且比较厚重，应该是实用兵器。剑通长50厘米左右，剑首圆形，圆柱形柄。有的有两道箍，有的没有箍，菱形格，柳叶形剑身前端微束腰，中起脊，刃虽经两千多年埋藏而仍旧锋利。

猫儿岭战国两汉墓葬几乎每座墓都出土有带钩，少则一个，多则两到三个。出土部位大多在人骨架的腰腹部，也有在肩部和臂部的，在其他部位的很少。部分墓葬的带钩与玛瑙环同出。玛瑙环大小不等，大者外径5厘米左右，小者外径不足3厘米。玛瑙环不仅有大有小，形状也略有不同，有的断面呈七边形，有的断面呈六边形，也有的断面呈菱形。带钩的质地大多为青铜，也有少数铁质和玉质的。大者超过20厘米，小的仅3厘米。形制有琵琶形、耜形、蛇形、三棱柱形、曲棒形、瓜棱形、水禽形、琴面形、长牌形、各种兽形、两连形等等。纹饰有素面、卷云纹、几何纹、兽形纹等。较大者往往错金银、鎏金、镶嵌绿松石。美丽繁缛，异彩纷呈，工艺之精令人惊诧。

丰富多彩的带钩是猫儿岭战国墓葬的显著特色。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腰带的挂钩，又称“犀比”。多数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铁、玉等材料制作的。它不但形式多样，而且多采用包金、贴金、错金银、嵌玉和绿松石等工艺，斑驳陆离，多彩多姿。带钩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带扣。把带钩固定在腰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腰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腰带勾住，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美观。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鲁国派管仲追杀小白，管仲拔箭向小白射去，正好击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落马，躲过了管仲的追杀。后来小白成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桓公深知管仲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故不计前嫌，重用管仲，最终成就霸业。人们使用带钩不仅为日常生活所需要，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尤其是王公贵族、社会名流所用带钩都非常精美，引领时尚。

《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满室之坐，视钩各异。”是说屋子里坐着许多人，只见他们的带钩各式各样，异彩纷呈。从猫儿岭战国墓葬带钩出土的位置可以看出，带钩除了用于腰带外，还用在肩部和臂部用来挂衣领，这种用途的带钩比较多。而玛瑙环则是与钩相配，直接挂在革带上的钩挂配饰。

猫儿岭战国墓葬一般分布在古墓区南部一带的坡地上，地势稍高，分布较为整齐，间距较小而几乎没有相互打破的现象，这显然是当时有所安排而不是任意乱葬的。有的相邻的两座墓葬大小深度基本一致，墓主人性别为一男一女，明显是夫妻并穴合葬墓。这种墓地的安排，与《周礼·墓大夫》记载的“（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相一致。

榆次在春秋时称涂水，为大夫祁氏食邑之一。公元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置涂水县。《水经注》载：“榆次县，故涂水乡，晋大夫智徐吾之邑也。”《左传·昭公八年》：“石言于晋魏榆……晋侯方筑虒祁之宫。”服虔曰：“魏，晋也。榆州里名也。《汉书》曰榆次。《十三州志》以为涂阳县，王莽之太原亭也。县南侧水有凿台，韩杀智伯瑶于其下，刳腹绝肠，折颈摺颐处也。”榆次始为韩地，后归赵属。

猫儿岭战国墓中，出土有陶鬲的墓葬时代要早一些，可以早到战国中期。而墓地出土的筒形器、鸟柱盘、鸟盖盉、莲瓣盖壶等，明显和河北邯郸百家村等赵地风格相近，是典型赵文化的代表作品。

公元前259年，赵地榆次被秦攻取。次年又被赵收复。到公元前247年，秦再次攻取榆次、新城、狼孟等37城。猫儿岭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枚“长守立”铜印章，为赵国在战争时期犒赏将士的印章。还有一座墓葬，人骨架肩部锁骨处有一断矛头，随葬的青铜剑也已残断。这些都是战争留下来的历史印痕。

本期人文读本摘选自晋中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卷《沧海遗珍》，由本报编辑杜竹青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