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首尖足布

异形尖足空首布

耸肩尖足空首布

季子青铜剑

晋中出土的春秋战国货币

1978年，石太铁路复线施工中，在寿阳县上湖村东发现了一批春秋时期的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除流失了部分外，大部分交回了寿阳县文化馆。

这批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青铜质。根据首部的形状可分为两型，一种首部作六棱状，一种作四棱状。大多銎内带有范芯，可见其铸好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就被掩埋了。71枚空首布中，有23枚布身铸有各种符号或文字，有“十、一、二、八、三、11、日”等字，很可能是当时铸币的范号排列。这些布币多数通长150毫米，宽65毫米，重44克。其銎部细长、耸肩、弧裆、尖足，面背各有三条垂直平行竖筋。两侧竖筋直至足裆部，中间一条稍短。其文字大多在短中竖筋左右，位置有的偏上，有的偏下。也有少数文字在长竖筋外侧。体形宽大，布身质薄，铜性甚好，击之声音响亮。

耸肩尖足空首布有大、中、小三种之分，三种大小重量不同，时代也有差异。大的高150毫米以上，铸期大约在春秋中晚期；中型的高140毫米左右，铸期大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小型的高120毫米左右，铸期大约在战国早中期。

耸肩尖足空首布是春秋时期晋国铸币。侯马晋国遗址曾经发现并清理了铸铜遗址，遗址内出土了一批耸肩尖足空首布和大量的铸币陶范，从而证实了这种布币的铸地是当时的晋国都城。除此之外，其他地方很少出土，即使有也是零星的发现。这种明显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耸肩尖足空首布由于铸期早、铸量小，存世量甚为稀少。无文者已不多见，带文字的则更为珍贵。2010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了一枚寿阳出土的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通长152毫米，铸有“中一”两字，拍出了33.6万元的价格。

另外，1984年在榆次猫儿岭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枚小型异形尖足空首布。青铜质，长銎，耸肩，方裆，尖足，通长87毫米，带范芯，重15克，是目前发现的最小的空首布，已经入藏山西博物院。

近30年来，榆次猫儿岭出土了66枚平首尖足布。这些平首尖足布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型平首尖足布其中一枚币文为“邪山”，通长83毫米，宽42毫米，重13.8克。另外二枚币文为“甘丹”，通长84毫米，宽43毫米，重11.4克；小型尖足布数量较多，通长在55毫米左右，宽30毫米上下，最重的达到6.8克，最轻的只有4.2克。币文有“商城”“大阴”“兹氏半”“平州”“邪山”“平陶”“阳曲”“啻城”“阳化”“韩”“韩半”“晋阳”“平周”13种。这些平首尖足布形制相似，平首耸肩尖足，方裆，面首两斜直竖筋，腰部正中一竖筋，币文分铸两侧；背首一竖筋，腰部两侧分铸一斜直竖筋。

平首耸肩尖足布是由空首耸肩尖足布发展而来的。空首耸肩尖足布流通以后，商业的发展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大，不久便暴露出它的缺陷。因为体积大，购买力高，小额支付无法应用，人们深感钱重之苦，而且易折，携带不便。于是这种布币越铸越小，越铸越轻，直至产生了平首耸肩尖足布。在平首耸肩尖足布中，有一些品种铸有“半”字，比如“晋阳半”“蔺半”等等，表示其相当于大布的一半。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第一枚辅币，开创了辅币制的先河。

平首方足布与平首尖足布同时流通或稍晚，它的基本形状仍是铲形，裆部呈梯形，布足较为平直方正，故被称为方足。方足抗击力较强，比起尖足布来更不容易折断。战国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工商业却比较繁荣，所以方足布相对而言要多一些。1961年，祁县子洪下王庄就出土了4613枚。

下王庄出土的布币全部为平首、平肩、梯形裆、方足。通长45毫米左右，宽25毫米上下，重6克左右。周围有郭，面部中间从首至裆有一道竖筋，币文大多在其两侧。背部中间竖筋和面部相同，腰部两侧各有一道斜出的竖筋直通足部，个别的腰部两侧有成“八”字形短竖筋。

这批平首方足布的币文共有29种，有“祁、中都、邬、隰城、马服营、平阳、露、长子、同是、宅阳、屯留、北屈、梁、高都、莆子、奇氏、虞阳、涿、齐贝、齐阳、文阳、土匀、铸、邾”等。除属赵、韩、魏、燕等国外，还有部分无法肯定国属。有关专家考证，这批窑藏的货币，它的埋藏时间在公元前300年或稍后一些。

布币中流通使用或铸造与晋中有关的有榆（榆次）、阳邑（太谷）、祁（祁县）、中都（平遥）、邬（介休）、平州（介休）、乌邑（介休）等。

圆足布是战国晚期晋地所铸的一种平首布，圆首、圆肩、圆裆、圆足，故称为圆足布。圆足布有两种，一种无孔，一种首和足各有一孔，也称三孔布。无孔的圆足布要早于有孔的圆足布，这两种圆足布铸量很少，所以非常珍贵。无孔圆足布现今发现有“大阴”“晋阳”“隰氏”“离石”“蔺”等几种。榆次猫儿岭出土了4枚大型“蔺”字圆足布，无孔，青铜质，通长71毫米，宽36毫米，重8克。还有异形“蔺”字圆足布5枚，无孔，青铜质，通长61毫米，宽34毫米，重5.4克。

除了这些布币以外，榆次猫儿岭还出土有赵国“柏人”刀币和魏国“垣”字圜钱，先秦“半两”钱也有出土。

吴季子剑

1985年8月，榆社县城关村民在县城东北三角坪取土烧砖时，发现了一把青铜剑，可惜为试其坚硬程度，村民将其撬断，后交该县博物馆收藏。

剑保存比较完整，锋刃锐利。柳叶形剑身中起脊，断面扁菱形，菱形窄格。柄两端呈喇叭形，圆首，通长45.2厘米，身长36.2厘米，首径3厘米。剑身后半部一面有铭文2行24字。由于铭文是剑铸好以后用锋利细尖的刀具刻上去的，所以字迹纤细，而且年代久远有所伤蚀，许多字的笔画不很完整，不太容易辨识。

经几位专家的识读，这24个字是“工吴王姑发诸反之弟季子者尚受余厥司金以乍其元用剑”。其中姑、反、之、季、子、乍、元、剑8个字是反书，确认这是一把吴国剑，剑的主人是季子。剑铭“余厥司”指自己的下属。厥，结构助词，相当“之”。司，下属。“金”，青铜器铭文与文献典籍均指铜而言。“以”，用也。此剑之“以”与诸樊剑之“以”接近，这种写法或许是当时吴国的特有写法。“元用”一词为兵器铭文之习惯用语。如诸樊剑：自作元用。夫差剑：自作其元用。吉日壬午剑：作为元用。剑铭大意是说，吴王诸樊的弟弟季子接受了下属的献铜，用来制作了自己的“元用”剑。

那么，吴季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把吴国的青铜剑又是怎样来到榆社的？

据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称王开始于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少子季札。季札自幼聪明贤惠。寿梦曾经想把季札立为太子，季札再三谦让。后来，寿梦才立长子诸樊为太子，摄行事当国。公元前561年寿梦死，就在寿梦的丧礼结束后，诸樊想让位给弟弟季札，季札再次婉言谢绝，并说：“曹宣公与晋侯一起伐秦在外战死。公子负刍在国内听说宣公战死便杀死太子而自立为曹君。许多诸侯和曹国人都骂负刍为不仁不义之人，而要立负刍庶兄子臧为曹君。子臧不愿意这样做，就躲走了，成全了负刍。孔子很是称赞子臧的气节。嫡长子继承王位符合礼制。你（指诸樊）是嫡长子，理应继承王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人不同意。做拥有一个国家的君主，并不是我的理想。季札虽然不才，但愿像子臧那样做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但是，无论季札怎样推辞，诸樊和吴国人民还是想立季札为君。无奈，季札只好离家出走，到乡间务农耕作。诸樊在位13年，弥留之际告诉他的大弟、二弟和大臣们，季札做吴国国君是先王寿梦的愿望，而且吴国人民都赞赏季札的聪明仁义，大家都想把国家托付给季札。虽然季札现在不同意，咱们可以从长计议。然后指派大弟弟余祭继承王位，以后余祭再传给余昧，兄终弟及，到最后必然会传给季札。季札被封在延陵，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延陵季子。直到余昧临终，仍想传位给弟弟季札。季札又再三推辞，去了别的国家。实在没有办法，余昧只好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僚。

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也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叫季札挂剑，讲的也是季子仁义诚信的高贵品质。吴王余祭四年，季札出使鲁国。途经徐国，徐君喜爱季札的佩剑，有心索求却难以启齿。季札看在眼里，明白徐君的心意，决定把剑赠送给他。但因佩剑出使是一种礼仪，自己还要出使其他国家，只好待日后归来才能了此心愿。从鲁国返回时，徐君不幸已死，季札为了兑现内心的许诺，便将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前的树上，然后默默地离开。他的随从问季札，徐君已经死了，难道还送给他吗？季札说，我心中已经答应赠予他了，不能因为人家死了就违背了自己的心愿。季札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挂剑留徐，传为千古佳话。

自古以来，吴越剑就是宝剑中的极品。春秋时期的吴越青铜剑代表着当时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平。一是铸造中较好地把握住了铜与锡的配比，可以根据不同要求铸造出相应尺寸的青铜剑。二是铸造采用二次铸造的工艺，先用低锡青铜铸造剑身，保证不脆不折，然后用高锡青铜铸造剑刃，使其质硬锋利。宝剑刚柔相济，适于格斗。这种剑由于高锡部分色泽黄白，低锡部分色泽红黄，所以也称为双色剑。双色剑嵌铸技术，是一项突出的科技成就。古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相杂则坚且韧，良剑也。”吴越地区发明创造了这种工艺，所以吴越剑成为春秋时期时尚的兵器和礼器。据汉代越人袁康所著《越绝书》载：越王勾践有五把宝剑，为欧冶子所造，名为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扬其华，捽(zuó)如芙蓉始出；观其釽(pì)，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钧也。这里所说的如芙蓉始出，如列星之行，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实际上是指剑身上特有的奇异花纹。这种奇异花纹，经科学分析测定，是一种表面硫化技术。可见春秋时期吴越剑的铸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至今享誉中外的龙泉宝剑制造工艺就是从春秋时期的吴越宝剑继承下来的。

吴越青铜剑的用途多种多样，除兵器以外，还可以作为礼器使用。季子出使友国，携带具有吴国象征的名剑，既可以展示吴国最靓丽的形象，是国家名片，又可以证明出访的公子和使臣身份的真实性，是一种信物。同时，宝剑也代表了吴国铸剑技术的高超，是盛极一时的顶级文化和科技产品，足以证明吴国对使国的重视。不然的话，怎么会让徐国国君羡慕不已，心爱难舍呢？榆社县出土的吴季子剑，虽无史料记载，但一定是国之珍物。

吴器在山西出土已不鲜见，清同治年间代县蒙王村出土有吴王夫差鉴。1961年，万荣庙前村黄河岸崩塌出土两件吴国错金鸟书“王子于之用”戈。1964年，原平峙峪村出土吴王光剑。这次榆社出土的吴季子剑应该是山西地区第四次出土吴国青铜器。至于吴器是怎样传入山西地区的，据《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巫臣请史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又，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襄公三十一年：“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史记·晋世家》：“吴延陵季子来使。”可以想见，从公元前584年晋吴通好开始，通过盟会、聘使、媵女等方式的频繁交往，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吴季子曾出使晋国，吴器传入山西地区就不难理解了。公元前473年，越国灭掉了吴国，吴国的大臣或平民百姓为了免遭涂炭逃到山西，把吴国的东西带到山西也是常理。

2013年，延陵季子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人人敬慕的先贤，拍摄了一部专题片《延陵季子》，摄制组专程到榆社观瞻了这把青铜剑。

本期人文读本摘选自晋中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卷《沧海遗珍》，由本报编辑杜竹青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

底图制作：胡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