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姝梅

记忆中，姑父是家里的常客。他要么独自一人，穿着雪白的衬衫，满脸堆笑；要么带着孩子们来村里赶大集，看大戏。带的最多的是好看的红梅姐，雪一样白的肌肤，眼里漾着柔柔的水波，漂亮的丹凤眼随了她娘，我唤怀云姑姑，爸的本家姐姐。

客人来了有酒喝。“老婆子，给咱炒盘土豆丝、拌个酸菜黄豆芽！”每逢此时都是爸最兴奋的时刻。

爸并非酒痴，然而，酒是他一生当中最好的陪伴。大年日的头脑汤饺子，必往汤里滴几滴酒，美其名曰：“扁食就酒，越吃越有。”

酒是六曲香、老白汾、剑南春、二锅头或竹叶青，摆在一张掉了漆的木桌上，家里立时阔气了起来。爸和姑父对饮，一瓶酒拆了封。在某些既定的瞬间举起酒杯，同祝共愿，先干为敬。

“酒是好东西啊，少喝对身体好。”说话间不免贪了杯。

“下次来，我给你带瓶贵州大曲！”姑父操着地道的沾尚话，夹一筷子菜，放到嘴里慢慢嚼着，末了，轻酌一口酒，让酒香在味蕾中慢慢释放。

姑父曾为贵州盘县（今六盘水市）159煤田地质勘探队队员，彼时将家安在了贵州。他为大女儿取名为“贵梅”，小儿子名“贵平”。以“贵”纪念，铭记永远的贵州。

众所周知，贵州山高路陡，以山闻名。曾经，为开采这里的煤矿，姑父终年辗转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开启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一个罗盘、一把手锤、一个放大镜、几幅地质地形图、一个记录本和胶布，就是工作的日常和生活的全部。饿了，啃干馒头；渴了，饮山泉水；累了，就地一躺，哪管乱石山岗，野兽出没，也因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疾，后罹患肝硬化。

20世纪70年代，贵州大曲是贵州地区极负盛名的品牌，也是老百姓买得起、喝得起的大众名酒。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日子里，贵州大曲陪他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难得一次回家，全程2000多公里的路途，姑父却从不忘记在包里塞一瓶贵州大曲。离家千里，这是他送给亲朋好友最高级别的礼物。

每次酒叙时间对爸和姑父来说不亚于一场演说，他们就那样酣畅淋漓地喝着、说着，炫耀着为人父的得意，炫耀着工作和生活的焦头烂额。

姑父健谈，也随和，有着高深的阅历和对万事万物独到的见解。借用一段话来形容，那就是“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就住在隔壁，那些刀枪剑戟、神通广大的人如疾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

当然了，他讲得最多的是自己在贵州工作的经历、他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他讲，煤田地质勘探人是如何身着劳动布衣裤，脚穿大头鞋，头戴草帽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深山中徒步跋涉；讲蓝天近在咫尺的粗犷和自由；讲和死亡擦肩而过的小插曲。

“我要吃荷叶糯米鸡……”爸看我们几个小鬼在偷窥，嘴馋，便拿一根干净的筷子，在酒盅里蘸一下，伸向我们：“来，舔一舔！”只一下，自喉咙涌上来的辛辣，一下子就将眼泪撞了出来……

后来，姑父携全家回到了山西，回到了生养他的小县城。从此一次次来，一次次走，一次又一次和爸爸的聊天畅谈中，贵州不再遥远、神秘，而是晕染开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有温度和亲和力的地方，是渐行渐近的美丽梦想。总有一个声音温存在心底：“贵州欢迎您！”

曾经有那么几个晚上，我梦到自己奔跑在姑父所说的那个名叫贵州的地方，梦到了糯米糍粑，梦到了那好看的银帽、银项圈、银手圈、银簪、银梳、银耳环……银子的万种风情就那么光彩夺目地、银光闪闪地戴在我的头上、颈上、手腕上、耳朵上，我也会说那么一两句贵州方言：“哈嘞”（嗨，你好）……

长大后，不擅饮酒，不会品酒，但却知道了酒之辛辣，那是一种个性，一种放荡不羁的真豪情；知道了贵州大曲酒的精神内涵——“不忘故里，留住记忆。”知道了故乡的游子，那乡愁浓稠得像化不开的烈酒，像姑父包包里不远千里万里带回来的一瓶瓶贵州大曲。

姑父走了，死于肝硬化腹水，享年55岁。

闻听噩耗，爸半晌无语。末了，他缓缓起身，从柜子里拿出珍藏已久的小半瓶贵州大曲。这次他没有吩咐娘开火炒菜，而是口对瓶子“咕咚”一声饮了个干净，喉管里有一种破裂的声音，剧烈的“咳咳”过后，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