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建民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已经年逾或接近古稀。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瞬间，而对我们来说是人生之大半。人的一生，无论高低贵贱、不分穷达奢俭，都要有重要节点，而“上山下乡”无疑是我们这群有着“知青”称谓的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今年4月3日，是我们30位知青到兴县蔡家崖插队50周年的日子。50载岁序更替，半个世纪斗转星移。我们这些当年稚气未脱、风华正茂的姑娘小伙儿，已经被岁月浸染成鬓飞白发、面挂沧桑的老头儿老太。但无论如何，岁月抹不去我们对那几年生话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我们正值初出校门的弱冠之年，从温暖的家庭、无忧的校园来到一个小山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确是一个落差很大的转折。下乡的当年，村里对我们这些“学生孩儿”给予了照顾，所派农活相对轻松。到了1975年，我们这30个人便成了村里的精壮劳力。用村干部的话讲，就是和村里的女子、后生们“一提二拔”。开山炸石、修筑堤坝，水力冲淤、建造水库，春播秋收、农田劳作，披星戴月、收麦打场，脱坯烧砖、瓦窑苦战，几乎所有重体力活都有我们的身影。

这一切现在说起来轻巧，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真的是“苦不堪言”。劳作一天精疲力尽，最大的盼头是太阳早点落山，最开心的是下雨阴天。苦归苦，但那段岁月让我们真正领悟了艰苦二字的真谛。就我个人而言，参加工作后有了工人、军人、行政干部、国企员工的经历，虽无所成就，但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因为有了插队生活的锤炼，对所遇到坎坷与困难似乎总能克服。

农村的日子让我们领悟到了生活的不易。插队期间，我们几乎全天候和村里乡亲们“绞磨”在一起，近距离长时间感受了晋西北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蔡家崖是一个距县城不足10公里的山村，也是当时的公社所在地。村庄依山傍水，背靠元宝梁，紧临蔚汾河，一孔孔窑洞镶嵌在山崖上。虽说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从农耕角度讲应该算是不错。尽管如此，当时农民的生活也是贫困的。吃食以玉米面、高粱面、豆面和小米为主，能吃饱就算是不错的人家；穿戴更是粗陋，一年一双鞋、三季一件袄，有一件老羊皮袄算是奢侈品；劳作强度极大，一天三出工，有时还要“夜战”，即使冬季也要搞农田基本建设，除了必有的睡眠，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经济来源十分单一，年终凭工分分红才能见到一点现钱，有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辛苦一年还要倒欠生产队的口粮款。这样的光景，无疑是拮据的。

从村民身上，我们读懂了艰辛与不易，同时也深刻体悟到他们那份独有的坚毅、善良、质朴、知足和乐观。这一切，为我们以后的工作与生活注入了强大动能。

蔡家崖的特殊地位让我们靠近了红色历史。蔡家崖从抗日战争起成为晋绥边区首府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素有“小延安”之称。贺龙、李井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生活和战斗在那里。当时的晋绥，不仅是保卫延安的强大屏障，也是党中央物资保障的重要支撑。如此的历史际遇，使得蔡家崖这个小山村有了厚重的红色禀赋，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因此也在人们心目中熠熠生辉。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与我们一起插队的野世捷，后来成为闻名三晋的“山药蛋”派画家。他的一幅国画《边区冬暖》于八十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题材是贺龙用冰车推着一个小男孩在隆冬的河道上滑冰。

知青的集体生活培育了深厚的友谊。30名青涩懵懂的年轻人，“一口锅里搅稀稠”，每日结伴干着各样的农活，互相关心、互相扶持。每逢遇到大事件，我们都要在一起热烈讨论，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总要辩出个是非曲直；遇到脏活、累活、险活，人人都抢着干，从不偷奸耍滑；生活和劳动中互相照顾，女生帮男生洗衣服，男生帮女生搬大石头、冻土块是常有的事情；从家里带来好吃的，总是同宿舍的人共同享用，从没人“吃独食”。

说起友谊，我总能想起张晋堂、李一立两位大哥和康秀莲大姐。他们年长一些，脏活累活抢在前面，有了享受躲在最后，给了我们这些小弟、小妹们兄姊般的照顾。经过岁月的积淀，这份友谊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纯，历久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