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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辞贪父——王溥

来源:晋中晚报时间:2024-03-13

王溥(刘如岗画)

王溥,字齐物。历后汉、后周、北宋三朝,任相十多年,是五代末期至宋代初期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和史学家。

在祁县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状元宰相,他高居后周太祖、周世宗、周恭帝、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职位,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史学大家,编撰了《世宗实录》《唐会要》《五代会要》,创造了史学上独一无二的“会要体”。他还施巧计让贪得无厌的父亲从官位上退下来,在当时的官场传为佳话。这个人就是王溥。

王溥出身官宦世家。当时正值五代十国南北大分裂时期,这次延续了54年的史上第二次大分裂,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危害十分惨烈。在那个乱纷纷的世道,中原的王朝换了五个,南北方又出现了十多个独立割据的国家。黄河流域这一古老的文明区,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然而,社会的乱象对王溥这样的官宦子弟影响不大,王溥26岁时,于五代的第四个王朝后汉乾祐元年参加了进士科举考试,顺利考取了第一名,成为继中唐王维之后,祁县本土考中的又一名状元。

刚刚金榜题名、蟾宫折桂的王溥,巧遇重视人才的后汉统兵将领郭威,顺利踏入仕途。出身寒微的郭威,少年时读过一些书,当上了宰相和将军后,重视文人、收揽贤才,其帐下聚拢了不少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王溥在他手下当了一名“从事”的小官。由于王溥文化水平高、社会阅历广,对历代的文治武功掌故信手拈来、出口成章,郭威在繁忙的军务中经常把这位小小的“从事”官接进帐内促膝交谈、虚心请教,久而久之,两人便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后汉末年,汉将李守贞等举兵反叛,郭威率军平叛后,从叛将的营帐里搜出许多朝中大臣与他们往来的密信。郭威气愤至极,命人将这些信件摘要抄录,准备按名单逮捕治罪。在关键时刻,王溥全力劝阻道:“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用既照,氛沴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宋史·王溥传》)郭威信任王溥,听从建议,一把火把密信烧成了灰烬。王溥的主张,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使他们免于杀戮并株连九族的厄运,还促进了朝廷政治局面的稳定。

郭威建立后周,做了皇帝,史称周太祖,王溥顺理成章被提升为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由于他品行端正、才学高超,郭威越来越依赖和倚仗王溥,直到他病危之时,又将王溥提拔为中书侍郎、周平章事,成为副宰相。郭威离世之前,把朝廷大事托付给王溥,欣慰地笑道:“吾无忧矣。”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

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登上皇位,他就是闻名史册的开明皇帝周世宗。柴荣首先把王溥等四位儒学文人全部提拔为宰相,并列宰相政事堂与皇帝共商国是,还依靠他们重新整顿吏治,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他还下令兴修黄淮河道、减轻民众赋税、裁汰老弱残兵冗员等,一系列措施使大周吏治初清、经济恢复,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

柴荣即位当年,爆发了高平之战。十国之一的北汉皇帝刘崇勾结辽国,趁后周新帝刚刚登基、立足未稳之际,合力向后周大举进攻。汉辽联军约四万步骑,从太原南下通过沁源、襄垣等地进入高平,后周都城开封十分危急。是战?是降?朝廷中争议很大。有的大臣认为,皇帝没有驰骋疆场之力,抵抗必败,不抗也败;有的大臣认为,汉辽共有四万兵力,周朝能出战者不及万人,无异于以卵击石,绝无胜算。就在柴荣孤立无援之际,王溥代表主战派慷慨陈词、力挽狂澜,他说:“汉辽兵力确实大于我朝,但刘崇横暴河东,如今他引辽入境是卖国行为,兵民恨之咬牙切齿。而我朝虽然兵少将寡,但官兵同心,马壮兵精,如果皇上率师亲征,必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在王溥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柴荣挥师北渡,跨过黄河,进入潞、泽两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挥数千周兵,横扫汉军,使北汉军队迅速土崩瓦解。辽军将领见汉军溃败如此之快,便连招呼也没打,很快撤兵回到代州。柴荣的高平之战获得了全面胜利,巩固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也使辽军再不敢轻易南犯。

高平之战全面凯旋,使得柴荣对王溥更加信任,增授其兼礼部尚书并监修国史,私底下两人成了言无不尽的好友。当时,有一个叫李崧的人,后晋时期为宰相,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还兼任枢密使。他在少帝时期执掌朝政,后晋亡国后跟随辽太守北上契丹留在镇州。后汉建立后,此人南下归国,被任命为侍中。后汉乾祐元年他得罪了时任宰相的苏逢吉,被诬陷“暗通辽国”,犯有谋逆之罪,被满门抄斩。柴荣闲暇无事,想起了李崧的案子,便问王溥:“当初有人说李崧用蜡书给契丹递送情报,还有人知道具体内容,这可信吗?”王溥人品正且脑子灵,他清楚李崧蒙冤,便实事求是地说:“李崧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的大臣,如果他真有谋反之心,怎么可能轻易说出具体情况让人抓住把柄呢?这是苏逢吉编造的谎言。”王溥的分析,使皇帝幡然醒悟,很快下诏平反了这一冤案,并在亲政理事中时时提防那些溜须拍马、反复无常的小人。

王溥在后周任宰相期间,威信和地位如日中天,但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家人的所作所为也十分关注,“计辞贪父”的故事就是实例。王溥的父亲王祚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官员,从后晋起连续三朝做大官,曾先后担任过郑州、华州、宿州等地刺史、御史等职务。据《宋史》记载:“祚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

王溥登上宰相之位后,王祚多次在家举行寿宴,地方文武官员纷纷以贺寿的名义送来大礼。王祚为显示自己的显赫尊贵,每次都要王溥作陪,宴会开始前王祚正襟危坐,宰相儿子在旁肃立,迎接各方宾客。登门的官员眼见当朝宰相站着迎客,纷纷退避,连招待饭都省了,而王祚还主动向人们介绍:“此乃犬子,请君勿烦也!”这种做法让王溥很不开心。

于是,王溥设了一个局让父亲辞官。他对父亲说:“父子同朝容易遭人妒忌,您老不如写一道辞官奏折,一来堵众官员的口,二来也给皇上表个谦逊之态。父亲是好官,皇上是不会恩准的。这样做不是两全其美吗?”王祚一听,觉得儿子的话在理,就写了一封辞官的奏折交给皇帝。在王溥的劝说下,皇帝准奏,同意王祚回家养老。王祚收到圣谕,才知道中了儿子的“计”。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称帝后,王溥又晋位司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并在大宋朝廷任宰相5年。在此期间,他编著完成了《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奠定了他在史学上的重要学术地位,使“会要”成为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宋朝之后的很多史学家都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自西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东汉班固创立断代体之后,又创立了一种专史的新体裁——会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