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在长期的商业金融活动中，形成颇具特色的商贸文化、建筑文化和民俗文化。不仅如此，晋商在经商致富之后，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他们对教育的投资甚至超过一些书香门第。但他们的教育观却有别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而是推崇“学而优则商”与“学而优则仕”兼顾，是一种儒贾并重、儒贾结合的教育观。

儒贾并重

崇信守义

从晋商家族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晋商家族中最初的创业者很多并未受过正规教育，有些甚至目不识丁。如祁县乔家的创业人乔贵发，因父母早亡，无依无靠，常为人帮佣。因不识字，乔贵发经商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家境一好转，他便令子孙读书，学习文化。再如太谷曹家的创业人曹三喜，曾因不识字与人打官司时吃过亏。因此，在凭着艰辛、机敏和机遇开创了经商的基业之后，他便给其子弟创造读书的条件，开办家塾。榆次常家的常威因少年时代曾读书识字，对其经商活动中书写单据、账目，在边境地带通关过卡，与客户打交道，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与官府的来往中，他更加意识到文化知识对商贸事业至关重要。因此，经商立业之后，晋商普遍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把子弟读书、识字、明理当成家族大事来抓。

这些商业世家为了把子弟培养成商界英才，在提高他们文化素养的同时，十分注重经商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培养。晋商教育子弟，除了研习各种传统的启蒙教材和儒家典籍外，还传授诸如算学、书法、语言等实用知识、技能，并注重在实际商战中向子弟传授各种经商谋略、操作能力，这对晋商家族子弟最终成为商界的才俊、使祖业持盈保泰，是非常重要的。

晋商大贾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但要进一步提高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还需要教育、读书，去博取功名。

晋商大院许多匾额楹联、治家格言都反映出晋商对后代读书教育的重视。如乔家祠堂联“ 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曹家大院西院后联“万卷藏书宜子弟，诸峰罗列似儿孙”等。许多类似的楹联都寄托着晋商对儿孙成才的期望。以乔家为例，祁县乔家十分重视教育，对子弟学业上要求严格，在其宅第中，“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字幅至今仍清晰可见。

在近代风云变幻时期，乔家子弟乔映霞是乔家教育中的新式人物。他思想开明，曾不畏众议，率先剪辫子、穿西装，还动员家中妇女革除缠足陋习。乔映霞所代表的是清末民初一大批接受新式教育的晋商子弟，他们积极推广新观念，对于其家族由封建家长式的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

任何一位成功的晋商，在扩展其商业资本的同时，也要为整个家族的发展传承培育一套完整的家族文化，其中包含读书教育与伦理道德，还有其本行业的文化教育——商业文化教育。

以乔家乔致庸为例，乔致庸的商业哲学是信、义、利。三者之中信为先，次讲义，最后才是利。其治家以《朱子家训》为本，对子孙督责甚严，子孙若有过失，必令其跪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为了让子孙牢记祖先创业的艰难，他亲拟一副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乔氏家族的家族文化。悬挂在乔宅庭堂的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尤难知难不难”也反映出宅院主人告诫子孙，要学会读书和经商，要懂得家业来之不易，要树立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

其他晋商大院也处处反映着主人对于信、义的强调。王家大院敦厚宅正厅联，“铭先祖大恩大德恒以礼义传家风，训后辈务实务本但求清白在人间”。中国票号创始人雷履泰故居晋元楼联，“矢公矢正追管晏治政之遗范，志持志筹超端陶经济之风流”等许多楹联都寄托着宅院主人对信、义的追求，以此教育子孙，传承其商业帝国。晋商在子孙的教育上，关于商业的教育，始终强调诚信第一，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晋商可以驰骋明清500年的历史。诚信教育不仅对于晋商的做人有重要意义，对于家族商业帝国的传承也很有帮助。一代又一代晋商所秉持的诚信精神不仅促进了其商业的开拓与发展，也促进了其家族的兴盛和繁荣。

尊师重教

治家严谨

晋商大家族对子弟的基础教育，主要通过在家族内设立私塾和书院等方式完成，其中有一些私塾在清末民初逐渐演变为中小学堂，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能够与国家和社会教育体系接轨的家族式教育体系。

家庭教育

明清时期的晋商，特别是巨商大贾，除以其凭借雄厚的财力为子孙设私塾、延名师、勤课读、使其知书达理外，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子法，注重家庭教育，用严格的祖训、家规来加强对子孙的培养、教育，约束家族成员不做有损于家族利益的事。对其子弟们来说，遵从家教、家训、家规就成了从小接受教育、修身正己的重要途径。如祁县乔家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从创业合作伙伴秦家的后人因染上恶习而败家的严酷事实中吸取教训，特别注重后代的家庭教育，形成了乔家家训。传到乔致庸时，为了更好地约束子孙，维护家族利益，乔致庸遵从祖训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乔家家规，订立了家规家法的具体条文。这些家规，订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乔家子弟多数能够遵从。乔致庸以身作则，以治家严格得名。其孙映字辈兄弟11人，长孙乔映霞执掌家政后，让兄弟们一成家就另立门户，使其自立，并亲自为兄弟们选拟斋名，如退思补过斋、一日三省斋、自强不息斋等，勉励他们奋发图强。

乔家除去“十勿”“六不准”家规外，还有一条“和睦乡里、扶危济困”的祖训。乔贵发出身贫寒，饱受歧视，因而立下遗训：不可以势压人，更不准歧视穷人。乔家后代谨遵祖命，从不歧视穷人，把和睦乡里、扶危济困作为一种传统。

太谷曹氏家族深感吸毒与赌博对人身体和家族事业的损害，镌刻《戒赌碑》和《戒烟碑》砌于墙上，让子孙每日诵读，以示警戒。碑文中将烟、赌对人造成的各种危害作了触目惊心的描写，认为“天下之恶，莫过于赌”。

大多数豪商大贾之家，都把祖先的创业史当作教育子孙的绝好教材，把祖先创业时用过的实物供奉起来。如太谷“四隆堂”王家供奉祖先的阁楼上摆放着先祖创业时用的驴驮鞍具，太谷曹家一直供着始祖曹邦彦贩运砂锅的小推车和曹三喜用过的豆腐磨等。

常氏家族十二世常龄曾作过一篇关于禁吸鸦片的家训《洋烟四戒》，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吸毒的危害，但全篇的纲领却全在于进行“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教育。这篇家训“既为其子立训等示惩，又戒族中子侄辈之不安分者”，真可谓煞费苦心。贯穿全文的精神，是常思祖辈创业之艰难，爱惜祖宗之遗产，保持家族家业家声之传承。告诫子弟：“后世子孙宜谨遵先人成法”，借鉴滥服鸦片败产短命之教训，时刻想到绝不能“令先人之财产从此耗散”“败先人名节”，使整个家族败亡。这篇《洋烟四戒》的家训，是一篇结合实际进行“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晋商传统教育的杰作。

也很重视培育家族团结。祁县乔家神祖阁上嵌着一副锃光瓦亮的铜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寓意鲜明。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治家颇严。为了维护家族的繁盛，有一次家中弟兄聚餐时，映霞对其九弟映庚说：“听说你的武功可以，你能用四个指头把这双筷子折断吗？”映庚说：“这有何难？”果然毫不费力将一双筷子折为两截，乔映霞连声称赞。然后又把众兄弟的筷子集中起来，让映庚再用手折，结果折不断了。大家都明白了兄长的意思，这是让兄弟们抱成一团，拧成一股劲。乔家商业在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有了新的发展，这与族人团结和睦有着直接的关系。

榆次常家也十分重视族人的和睦团结。十世常怀珮兄弟三人，“子孙百余口矣，虽以生齿日繁，分居各所，而生业固未分也，有事聚而商之，合众口如一口矣，合众心如一心也，实合众人如一人也。且其宅舍如一也，其饮食衣服如一也，其出入起居礼数如一也”（赵朝论撰《十世怀珮公配孙宜人九十二寿序》）。“南常”内贸集团称雄全国商界，“北常”外贸集团居于恰克图对俄贸易之首，族中“众心如一心”“众人如一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俗话有云：“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中不少巨商大贾却打破了这一常规，子孙承业一二百年而不衰，其中缘由之一正是他们始终坚持的家庭教育和严格的祖训家规，使其子孙在接受各种知识教育的同时，培养其承继祖业所必备的自律、自尊、自爱、自信的素质，再加上严谨的家法制约，起到了支柱作用。这些祖训家规，贯穿着晋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认同。它真切地告诉人们，晋商精神不仅体现在创业时的艰苦奋斗中，也体现在他们成功后的经营管理和家族文化中。

私塾教育

私塾是一般士子接受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场所。清代晚期，仅太谷一县有名可记的私塾就有68处。晋商私塾教育主要有两种：一是家塾，即富商大贾以家庭独自设立；二是族塾，以家族联合设立，延师教育本族子弟。如太谷曹家十六世曹兆远也曾设立专馆家塾，聘用塾师，专门教授曹氏子孙。私塾教育以儒学为主，主张读经、尊孔、尊亲。启蒙教材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等，继而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当时私塾的设立带有普遍性，因而对发展文化教育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晋商家族中占有重要地位。

书院教育

书院是聚徒讲学的地方，是儒童参加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是“乡学之秀”进一步深造的教育机构。一般中小商人子弟须入当地书院就读。明清时期，晋中有名的书院有榆次的凤鸣书院、源池书院，太谷的凤山书院、繁禳书院，祁县的昭余书院，平遥的西河书院、超山书院，介休的绵山书院，灵石的二贤、竹林、修身、双藤等书院，寿阳的受川书院，昔阳的文昌书院、少山书院，和顺的云龙书院，榆社的箕城书院等。书院的经费除个别由政府拨款外，主要靠私人筹措捐献，晋商是主要赞助力量之一。如平遥超山书院“由董事24家轮流值年经管，官吏概不经手”（《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四）。1837年，榆次凤鸣书院重新修建，常氏家族常维城“慨然捐资二百金，为诸生膏火金”，知县文光赠匾“崇文尚义”。祁县昭余书院，由各商户在1840年捐银2万两，岁得息银1440两用于日常经费。

巨商大贾则自设书院，成为家族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灵石静升王家的桂馨书院，就是王家子弟求取功名的地方。王家子弟求学分三步，稚童启蒙在养正书塾，少年读书入三元书馆，进一步深造则集中在桂馨书院。桂馨书院正窑廊柱上有一木刻楹联：“万卷诗书四时苦读一朝悟，十年寒窗三鼓灯火五更明。”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拥有约斋书院和石芸轩书院，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瓦关帝庙”书院。1898年，常麟书为“扩学识、增阅历、济时艰”，将族中弟侄20余人迁往太原，在黑瓦关帝庙租赁房屋，集体居住，由他在夜间亲自授课。由于他博学善教，弟侄们提高很快，不少人参加晋阳书院或令德堂书院考试成绩斐然。1902年，山西、陕西两省学子会试，从黑瓦关帝庙赶赴西安应考的常赞春、常旭春、常麟图兄弟三人，同榜中举，“黑瓦关帝庙”一时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学子。

新式教育

清末，清政府实行教育革新，“废科举，兴学堂”。晋商家族中的饱学之士，顺应时代潮流，以其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和雄厚的财力，首先在家族内积极创办新式学堂。

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是晋商家族中兴办近代教育较早的。1903年，常氏家族中的十四世、清末进士常麟书将本族各家的私塾合并，成立常氏私立笃初小学堂，并亲任教务。课程设置经、史、文、算四门。这是榆次成立的第一所新式学校，省内也属较早者。1906年，常氏私立笃初小学堂又增设中学部，呈报山西提学使审批立案，改名“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级小学堂”，课程依照清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设置，增聘英语、科学教师数人。这是榆次第一所私立中学，也是当时全省唯一一所私立中学。

民国初年，太谷曹家也将族中私塾改组为“三多堂私立小学”。

晋商在家族内兴办新式学堂，走在全省前列，为新学的兴起起到了表率作用。这些新式学堂在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留学教育

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是清末教育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晋商家族中的部分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文化的重要性，支持并资助子弟出国留学。以榆次为例，清末到民国年间，出国留学者共有26人，大部分是商人家族子弟。晋中商人子弟留学的地方大多选在日本。榆次26名留学生中，有20名在日本，其余6名分别选在英国、美国、法国、苏联、比利时5国，所学专业各异。其中，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的常蕴春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常凤洲毕业于日本文部省立的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常乃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常乃锐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女子教育

清末教育革新中，女子教育被提到重要位置，晋商在家族教育中首开山西女子教育之先河。

1905年，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中的十四世常沛春、常建春、常泽春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常氏知耻女子学堂”。课程为文学、算术、修身，学生以本族女子为主。常赞春除讲授经史知识外，更亲自为学生讲授勾、股、弦等知识。常氏家族兴办女学，在晋中乃至山西引起不小的轰动。

次年，即1906年，太谷阳邑东里村富商乔穆卿办起一所女子学堂。值得注意的是，常氏家族与乔穆卿开办女学的时间，均早于清政府正式规定女子新教育制度的时间（1907年）。晋商家族的开拓创新精神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女子学堂为后来女子教育的发展作了初步尝试。

社会办学

晋商家族除致力于家族教育外，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时期，还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性教育事业，在地方上热心倡导和筹办新式学堂。晋商家族中有不少鸿儒硕学和归国留学生执教新学，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为山西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晋商家族纷纷慷慨解囊，筹办新学和捐资助学。1904年，渠本翘与祁县乡绅商定，筹集资金将城内原有的昭余书院改为祁县中学堂，呈报山西巡抚，旋即获准。次年2月，祁县中学堂正式开办，按照时序排列，名列全省第十。学堂设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并以高薪从北洋大学请来英语教师，从山西大学堂聘数理教师。渠本翘亲自制定规章制度，并为学生设立奖学金。办学经费均来自渠家、乔家和其他晋商的捐助。1909年，渠本翘等人首创县立女子两级小学堂。渠本翘还参加了山西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并于1910年任山西大学堂总监督。渠本翘的侄儿渠晋山，继承了父辈既经商又从文的家风，1919年出资2万两白银，在祁县城内创建竞新小学校。学校每年的日常支出由渠晋山全部负担，还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渠晋山还高薪聘请德才兼备的教师任教，竞新小学校以师资高、校规严、设备全、成绩优闻名三晋。

祁县乔氏家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特别是“在中堂”的乔映霞，积极倡导兴办新学，破除迷信陋习，并身体力行，亲自带人在乔家堡村改庙宇为学堂，创办小学堂一所，采取新式教学法，使乡村子弟就近上学，并择其中优秀者送入太谷铭贤学校及天津南开中学、大学继续深造，甚至还送到美国留学。

1907年，时任榆次凤鸣学堂堂长的常麟书为了解决新式学堂师资困难，又创办了榆次速成师范学校，并亲任校长兼总教，挑选凤鸣学堂毕业生中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优者入校学习。这是榆次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为普及国民教育培养了一批师资力量。常氏家族之常赞春，看到榆次高等小学堂设备简陋，校无存书，便毅然将家藏珍贵书籍捐赠。榆次知县沈继焱申禀山西巡抚及提学使，由巡抚恩寿题赠“士诵清芳”、提学使锡嘏题赠“分惠士林”、知县沈继焱题赠“教人务本”三块奖匾，一时誉满晋中。

榆次大张义村宋氏家族，致力于发展职业教育。1931年，时任山西省商业联合会主席的宋启秀和时任山西省教育会常务理事、太原阳兴中学校长的教育界名人张聘珍，鉴于工商界急需人才之现状，创办山西私立魏榆商业学校，从省内外择优聘请学有专长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任教。学校开设课程有簿记学、会计学、审计学、货币学、商业、算术、语文、英语、珠算、地理、历史、公民、体育（包括武术、军训）。魏榆商业学校创办之初，宋启秀自愿承担筹建资金及日常经费。魏榆商业学校办校6年，毕业生100多人，培养出一批商业人才。

晋商家族中培养了不少学识渊博的鸿儒硕学之士和留学生。其中有不少人在清末和民国年间被聘为学董、校长、总教和教授、教师，为新学的兴起提供了高素质的教育管理人才和师资力量，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培养子弟

人才辈出

晋商家族长期尊师重教，培养子弟，自然人才辈出。最直接的成效是培养了大批商业、金融人才，创造了商业和金融上的辉煌。同时，在清代，特别是晚清，科举及第者逐渐增多。在清末和进入民国之后，又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文化科技和实业人才。

晋商家族中，商业、金融人才层出不穷。其中出类拔萃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幼年之时曾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首创票号的财东李大全，1794年出生于平遥县达蒲村一个颜料商人之家。幼年之时，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家塾中受到了儒学先生的正规教育。平时常随父亲左右，耳濡目染，小小年纪便对商业之事颇多了解。20岁时，接任李家西裕成颜料庄财东，以知人善任而名噪一时。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的掌柜雷履泰就是他发现和选拔的人。此人精明能干、勇于创新，又精于世故，提出了创办票号的建议。李大全审时度势，采纳了这一建议，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昇昌票号，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新纪元。

山西商界领袖曹润堂，1853年出身于太谷北洸村巨商之家，曾在家塾中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为人精明干练，富有经商才能。在曹润堂主持家政时，曹家商业字号发展到640个，一手创立了锦丰泰、锦丰焕、锦泰亨等“锦”字商号。其中尤以锦生润票号最为著名。1904年，山西成立商会，曹润堂被推为总办，成为商界的领袖人物。光绪末年，山西发生保矿运动，他坚定地站在渠本翘等赎矿派一边，主张从外国商人手里争回矿权，由国人开矿、筑路、兴办工商，以振兴山西经济。祁县乔家乔致庸青年时期曾中秀才，因其兄乔致广早丧，家政无人主持，便弃文从商，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祁县创办了中国票号史上著名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这两大票号的分号遍及全国各地，不仅使乔家财源滚滚，商业达到鼎盛，而且使乔家走出了山西，在全国商界占了一席之地，成为开创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驱之一。

晋商家庭尊师重教，科举及第者逐渐增多。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从入贡第一人八世常吉开始，到十五世，先后入邑庠生达78人。太谷曹氏家族子弟考取功名者也不少，先后中举者凡八人之多。

祁县乔家堡村乔氏家族，保元堂主人乔超五，为咸丰年间举人。其子乔佑谦、乔尚谦、其孙乔晋，在光绪甲午科、丁酉科先后中举，外甥渠本翘壬辰科中进士，因而有“父子”“叔侄”“爷孙”“兄弟”“男甥”同举的佳话，一时誉满三晋。

晋商还培养了一批文化和实业人才。如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从事著书立说的人很多。主要有常麟书、常赞春、常旭春、常乃惠、常望春、常立教等。据现有资料统计，著作多达100多部。

清末民初提倡兴办实业，有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晋商子弟投身其间。祁县渠家的渠本翘、太谷曹家的曹中裕、介休冀家的冀以和、榆次常家的常望春和常旭春及宋家实业人才宋启秀，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以渠本翘为例，他接手原属官办的火柴局后，与亲戚乔雨亭合办双福火柴公司，为山西省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企业。渠本翘还领导了山西保矿运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期人文读本参考书籍有《晋商文化旅游区志》，及晋中市史志研究室资料，文章内容有增减，由本报记者张颖整理，图片由本报记者程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