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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侯家:巨富化作过眼烟云

来源:晋中晚报时间:2022-03-30 09:18:41

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尤其在明清两朝称雄商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显赫群体中,晋商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赫赫有名。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大财主了。

相争

介休东部与平遥接壤处有个北贾村。早在宋代以前,该村就因经商户多而得村名。北贾村以侯姓村民居多,据考,侯姓始祖侯安自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由陕西迁至北贾村,迄今800余年,已传宗27世。据族谱记载,侯氏世代恪守清德,族中之人因荒年捐粟、兴建学社、扩建村堡、修谱建祠、登科显仕、信义经商等,深受乡民信赖和尊敬。

侯氏世代以农为本,也兼通仕商。清代中叶,族中经商者除了在当地开有商铺外,国内北至奉天、南至江浙,皆有字号。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20世孙侯荫昌父子们在平遥城内创办的蔚字号同东六票号。

当时,山西票号创办地主要集中在平遥、祁县、太谷3个县城里,创办者为介休、祁县、太谷、榆次、平遥等地的商人,而北贾村侯氏创办的蔚字号票号则堪称为众票号中的佼佼者。

清道光三年(1823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与东家李大全协商,由李大全出资30万两,将西裕成改名为日昇昌票号,专营汇兑业务。从此,诞生了山西第一家票号。然而,独木不成林。日昇昌票号产生不久,与日昇昌仅隔着一个烧饼铺的蔚泰厚绸缎店财东侯培余(侯荫昌之父),发现日昇昌的两个经理闹不和,于是用优厚待遇将在日昇昌已无法立足的副经理毛鸿翙用起来,将绸缎店改名为蔚泰厚票号,任用毛鸿翙为票号经理。从此,山西票号出现了两家相争的局面,并在相争中逐渐壮大自身、壮大队伍,从而促进金融业蓬勃发展。

早在康熙年间,侯氏先祖专跑苏杭二地,贩卖绸缎,获利颇巨。到侯荫昌祖父侯兴域(字蔚观)时,开设的生意字号在老家北贾村有兴长记、德长蔚;张兰镇有义顺恒、中义永;平遥城有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蔚盛长;运城有六来信;河北赵州有天新记等,大小字号约有五六十处,大部分为绸缎店、茶叶店、钱铺和账局。未经营票号前已是赫赫有名的“侯百万”。到光绪初期,侯家资产已达七八百万两白银,在当时山西众富商中排名第一(见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

蔚泰厚改为经营票号之后,侯东家有扩大经营的愿望,经理毛鸿翙则有与日昇昌决个高低的决心。就在蔚泰厚将绸缎店改为票号的当年(1826年),侯东家又将自己平遥城内的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绸缎店及天成亨细布庄一律都改为票号。五个票号各有经理,实行独立核算,连同稍后一些由侯氏与毛氏合资开的蔚长厚票号,时人习惯称侯家票号为“侯氏六票号”“蔚字六票号”“晋平六票号”“晋邑六票号”“同东六连号”等。

蔚字六票号为同东连号,成立初期,六票号同心协力,发挥其资本雄厚的优势,利用其熟悉各地人情与市场的有利条件,先期在全国各大城镇建立起了几十处分支机构,在当时交通十分闭塞的境况下开设了经营汇兑银两业务的网络。

从山西票号的发展进程看,最初30年里共出现票号12家,在全国各地共建起分支机构约90多处,这一时期,蔚字号票号所设的分支机构约占其中的一半;票号发展的中期,即19世纪70至90年代,山西票号基本保持在26家左右,分支机构大约发展至410处,蔚字号的分支机构占其中四分之一略多;1911年后,山西票号进入衰败时期,当时山西共有24家票号,在全国的95个城镇里共设有分支机构475处,蔚字号的分支机构为153处,占三分之一左右。

蔚字号票号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其他票号不能替代。光绪二年(1876年),山西各票号驻上海的24家分庄组织成立“山西汇业公所”,蔚盛长分庄的经理以其威望,被推为董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汇兑金银号商会成立,蔚丰厚驻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被推为两董事之一;1904年9月,北京商家设立商会,蔚泰厚的何君被举为唯一的商业代表;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内国公债局”,为得到山西票号商的支持,蔚字号天成亨经理范元澍被推举为公债局的唯一董事;光绪年间,汉口成立汇票帮会,蔚丰厚汉口分庄经理冀麟书也被推为经理之一……

领先

侯氏蔚字号票号经营历时百年,从始至终在众票商中占据领先地位,这与票号执事素质高、声望重是分不开的。

侯氏票号的老掌柜侯培余,既有才华,又精明练达,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曾考中副榜(副贡)。兄弟六人中他排行老三,但侯家的五六十处生意都由他掌管。为继承父辈的业绩,他先期将平遥城内的几个字号统称为“蔚字号”(其父名兴域,字蔚观),为的是让后世人继父辈之业,以保持家业兴旺发达。侯培余去世后,他的三子侯荫昌成为侯氏六门的掌权人。

侯荫昌英年风发,处事和衷相济,很讲信义,他创编的48句“和字歌”至今在族中流传。他继用毛鸿翙担任蔚泰厚票号的总经理,对其笃信而不疑。除了在蔚泰厚给毛鸿翙顶了一俸人力股,还在新泰厚给他顶了一股,让毛鸿翙以两个满额股参加分利,籍以提高其在众票号中独一无二的身价。

侯荫昌为人以慷慨大方著称,其父辈共六门,平辈伯叔兄弟共18人。众兄弟念三门管理商号,共议在各商号给三门另立股分红。侯荫昌感众兄弟之情,最终还是决定用这份股的部分收入另建了本门宅宗祠及祠堂的开支,而另一部分则用作地方的公益开支。

每一次议论号事,侯荫昌总是要求各分庄经营时要公平诚实交易,不失信用,遇国家急饷、各地遭灾,号召各号慷慨捐款。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廷兵饷不继,曾一次向蔚字号借用21万两白银。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遭特大荒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劝募救灾,侯荫昌一次独捐了三万两,不仅得到“颂寇河汾”“泽在缥缃”“为善必昌”3块金匾,此后侯荫昌还成了曾国荃的座上客。

侯荫昌经营蔚字号有诸多创见。他聘用平遥超山书院的山长徐松龛,制定了严格的号规。为防止“底空”,票号盈利分红时要留足预防之款,名曰“护身”之款,并且将此定为祖传成法。这一留后手号规,使蔚字号在后来的一次次风潮中皆免遭劫难,立于不败之地。

侯荫昌用人也独有见地。为掌握各地商情和信息,他要求老号与分号间三日一函,五日一信,用以及时解决现金的盈绌等矛盾。分庄经理等人每届回家,东家要将其及时召回总号,当面听其述职,还在谈话手折中记有每个人的才干。凡有才干者皆得到重用,并且在人力股中给增加其厘数,以此保持各庄人才济济兴旺,事业蒸蒸日上。侯荫昌光绪末年去世后,他的过继子侯从杰执掌了六门。

侯从杰也算个经商能手。据他的墓志记载,他很有领导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心置腹,以信为主,虽支部(庄)几遍全省,千里一呼,无不相应。庚子以后,海内商业大局岌岌,君独筹划周密,他商亦均取其法。偶有岔事,得君一言而解。”然而,历史对这个经商能手却不肯多假以年。1908年,在众票号合组大银行急需英明主家定夺的关健时刻,他却丢下群龙无首的山西票号过早去世了。

蔚字号各老号和分庄众多的经理中,洞悉商情、筹划周密、敏锐干练的人才可谓是应有尽有,有大批人才甚至为国内军、政、商界所器重。如: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天成享经理范元澍、蔚丰厚驻北京分庄经理郝登五、驻兰州分庄经理张宗祺等。

守信

蔚字号票号经营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信誉,即票号从来不失信于人。正如蔚丰厚分庄经理李宏龄在其《同舟忠告》一书中提到:“……各字号无论资本多寡,皆足以取信于人。自设立票庄以来,无论官商款项,从未错误。但有外行失信于票号者,从无票庄失信于外行者。咸丰年间发逆之乱,地丁银饷皆由票庄汇兑,从无错误,有案可查。即近年庚子之变,无论京外各庄,从无一款失信,此尤中国商民所共见闻。”

蔚字号票号久著信誉,在当时,来自社会各界的赞颂声几乎是随处可见。1898年9月14日,《中外日报》在《票号禀请立案》一文中这样称赞蔚字号等几家山西票号:“规例之整肃严密,交易之公平信义,商旅无不称便”;1906年5月6日,《北京日报》发表山西冀宁道丁宝铨《劝办银行函》文章,文中提到:“晋省汇号之信义,其见称于各行省已数十年”;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山西票号业尤其赏识。191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称赞山西票号“信用一层,尤其显著”,还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外国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有,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夸于世人之前!”

蔚字号票号的信义既表现在诸多方面,也表现到诸多层次。

一是急公好义。前文已提到侯东家众兄弟及分庄经理们遇到国家急饷、各省遇灾,踊跃慷慨捐款,博得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为善必昌等嘉奖的许多事例。蔚字号东家及大小经理们的信义气质还表现在与官吏的结交和对贫寒亲友的接济上。据李宏龄撰《同舟忠告》等文记载,像户部尚书赵尔巽,甘布护督毛庆蕃这一类官员,在蔚字号票庄内支用几千两银子,一般是“待其有钱,自行归还”等办法。再如,李宏龄进票号做事,起先是由同乡曹惠林保荐的。曹惠林家境贫寒,李宏龄平日里时常给予接济,尤其在曹惠林病故后,李宏龄更主动负责赡养其一家,直到其子女长大能够自立。

二是顾全整体利益,不搞损人利己之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曾出现讹言,一些人见风是雨,纷纷到炉房(冶炼银铺)提兑现银。各票号皆有银存放在炉房,有的票号担心炉房受此风波而倒闭,也纷纷要求提现。在危急关头,京师蔚丰厚票号出面,联络同业,陈述利害,并拿出巨款接济炉房,不仅避免了一损全损,而且稳定了京师的银市,工商界莫不称颂。

三是别人可以失信自己,但自己不能失信别人。蔚泰厚经理毛鸿翙,靠侯东家给的双份人力股分利。积得20多万两银子后,开始醉心于发展自己的天地。他先后在安泽县和府城镇等地购置土地500多顷,在中条山购买山林六七处,每年仅地租收入4000余担粮食。他还特地在泽城开设了“义泰昌粮店”,向佃户放高利贷。此外,他还在平遥开设了晋泰昌布庄及日升烟店,在晋南曲沃开办了日升烟厂。毛鸿翙对此还不满足,花费大批银两,为全家五世男女捐买官职,男的捐“将军”“大夫”,女的买“夫人”“恭人”,可谓全家大小,无一不是官员。毛鸿翙如此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侯东家却对此不仅不过问,有时反而为其添股加资,成全了其做平遥县第一流的财东梦。

蔚字号票号经营90多年,时值国内战乱不止。每次战乱的发生,票号几乎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无论损失多少,票号总是剜肉补欠,先还清欠别人的款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蔚盛长驻京的伙友们慌乱中卷走账本和银两逃出北京,然而在赶回山西的途中遭遇土匪,账本和银两全部被抢。幸好,蔚盛长的司账人雷士炜凭借记忆,将账目重新修集。

蔚字号六票号实行同东联号制度,各号之间又实行分支连保制。大家平时注重积蓄“预防之款”,遇有不测时用以补亏还欠,或是“一地受损,别处接济”。这既避免了全军覆没,又培养出一支团结整肃的经商队伍。

光绪二十六年,虽说是蔚字号一些商号损失惨重的一次,但由于东家能拿出预防之款,这次受到损失的无论是京津、上海,还是汉口、山西的商庄,蔚字号对所欠持券者全部及时兑现,此举反而使得票号赢得了声誉。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这次事件记述到:“幸赖各埠同心,应付如裕。凭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一书中还提到:“独我号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付。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磨难

蔚字号票号凭借山西富户的资本,凭借不失信于人的声誉,凭借善于经营的济济人才,凭借遍布全国的商号网络,在一次次的金融业倒闭风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蔚字号在前进的路上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生存,其不可避免地要历经一次次的风险和磨难。

蔚字号票号诞生不久,江南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在长达十数年的战乱中,蔚字号设在南方的数十个商庄遭遇到的浩劫且不说,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起义军的经费,曾要求在京的各票庄经理搞“捐输”,以解燃眉之急。从咸丰三年(1853年)山西捐输500两以上的一份名单中可知,这次蔚字号东家中,三门的侯祉昌、四门的侯礼昌各捐银1200两,五门的侯銮阶捐银1000两。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资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国内长江流域的丝绸茶叶等商号不少亏本而倒闭,工商业的倒闭又累及钱庄与票号业的倒账。山西的谦吉升与元丰玖两家票号在此次金融风潮中倒闭。蔚字号的几处分庄虽然没有倒闭,但其损失也相当惨重。据1884年9月21日《申报》刊登有《叠倒巨号》一则消息,文中曰:“汉口闻喜帮源兴顺、源兴永两家倒闭。至七月二十五日,诚意丰又倒去六万余金……此次蔚泰厚被累最重,竟有一万余金”。

在这次金融风潮中,除了汉口的蔚泰厚被连累外,蔚字号在其他城镇的庄号也受到波累。1891年6月20日的《申报》透露:厦门源通银号“计欠银行之款二十三四万两,五月初八日报告倒闭,山西票局的蔚泰厚、新泰厚等均被倒去数万金”。1893年11月17日,《申报》又刊登《商号倒闭》文章:“厦门建茂钱庄倒闭,共欠西号……十三万五六千两,票商源丰润、蔚泰厚两号最为巨,共被倒银五万五六千两。协和信、新泰厚各一万五七千两,蔚盛长亦被倒数千两。”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片土地,使得蔚字号驻营口、奉天的一些分庄全部停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庚子战争,京津地区的金融单位也首当其冲遭到残酷的打击。蔚盛长号友携账和银两回老家,路经保定被抢劫一空;蔚丰厚“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北京)彰仪门,全行覆没”。

蔚字号东家侯从杰时隔五年提及此事还很后怕,他在1905年的一个呈文中讲道:“迨庚子事变,迁京、津、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幸职家号中有备防之款,挪东补西,元气尚不至大伤。”

清末,山西票号中,永庆泰、协和信、永泰裕、长盛川及介休冀氏经营的乾盛亨等相继歇业,蔚字号票号虽说在这次风潮中没有倒下,但又一次次吞下了辛酸的苦果。据1905年3月《申报》发文载:“福建南台豫大钱庄屡亏闭歇,倒欠30万两,被各汇兑局控告。富商下狱。新泰厚、蔚长厚、蔚泰厚各兑局被倒12万两。”又1909年5月《大公报》发文《钱庄又倒巨款》。报道南昌城内带子巷顺孚钱庄停止营业,“共亏新泰厚、裕厚昌等银计12万两”。

1911年10月,武昌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摧枯拉朽的战争中商号资本家的损失的确令人“毛发森竖”。有关辛亥革命中山西票号比较详细的损失,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三十日,有天成亨等12家票号经统计并汇总后给北洋政府递交的呈文。从该呈文中可知,12家票号战乱期间共损失现银为1335896两,其中蔚字号6家共损失805965两;12家票号共损失财产衣物合308670两,蔚字号的6家为204490两,蔚字号的损失竟占到三分之二。

辛亥革命后,侯氏各地商号接连被抢、被烧,纷纷倒闭,但侯家的太太、少爷仍然过着养尊处优、腐化奢侈的生活。他们吸食鸦片,每餐必酒肉海味,经济来源断绝了,就坐吃山空,靠出卖财产生活。

当时介休流传着这样的话:“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三不管中第一位就是侯荫昌的侄孙侯奎。这三人在平遥、介休一带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无人敢惹,极尽挥霍。到抗日战争前夕,显赫一时的介休侯家末代子孙侯崇基已食不果腹。不久,日军侵入山西,侯崇基终因烟瘾发作和冻饿而死,侯家至此风光不再,辉煌历史化为过眼烟云。

本文由记者闫晓媛依据侯清柏文稿及相关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