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

我家住在和顺城的北面，每次进城、出城都要路过兵宪牌坊。见惯了石板房、石板路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如此奢华、精致的石头建筑。我第一次见它就被震撼了。

家里放着本《和顺县志》，暑假回家，我都会拿来翻一翻。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局限，《和顺县志》对石牌坊历史的记载总是影影绰绰，欲言又止。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总以为石牌坊是和顺旧城墙的硕果仅存，不知道它是兵戎的符号、英魂的凝聚、忠义的化身。

（一）

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初冬，在鞭炮和喧闹中高达10米的石牌坊落成。在明代，山城和顺矗立起这么高的牌坊，绝对是轰动一时的盛举。牌坊是在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刘弘光的力主下，当地知县牵头、士绅集资，为原山东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药济众修建的。望着牌坊，难得一笑的致仕老人笑了。药济众在攀比乡贤中得到了满足，他的笑是甜的。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和顺的两位先贤，王佐、王云凤父子。生活在100多年前的王家父子，父亲是户部尚书，儿子是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和顺城有17座牌坊，其中6座与王家父子有关。“终于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牌坊，与王家父子的尚书房、儒宗坊并立。况且自己的牌坊高大精美，足以称雄和顺”。

药济众致仕前任山东省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这个官职简称为兵宪，因此这座牌坊也叫兵宪牌坊。兵宪与兵燹同音。一年半后的流寇围城中传出这样的流言，“正是兵宪（牌坊）招来了兵燹”。

当时，人人都惊叹于这座牌坊的气势与精美，无法预料这座牌坊、这座城不久就会遭受自韩信喋血城下以来最严重的刀兵考验。

石牌坊为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建筑。它由88块灰青石砌成，4根柱子、3层弓楼、高9.57米，宽8.5米。这88块巨型条石都是太行青石，来自距和顺县城15公里外的平松乡合山村。

太行青石来自亿万年前大海深处，被地震、火山运动等强推到华北巅峰。几亿年水火的洗礼，淬炼铸就了它坚硬浑厚的独特品质。

4根霸王立柱，长的两根近 6米，短的也超过5米；8块护柱战石，分护在霸王立柱南北两侧。每块战石上有大狮子一只，小狮子一对，共8组，有大小狮子24只。

这些狮子虽神态各异，但一式的高贵、尊严，颇具王者风范。它们守护着和邑众生，威慑着四方之敌，显示了主人的威严和地位。石柱东西两侧的荷花、牡丹花，雕刻精美、灵气贯体，有太行山民间艺术特有的清新、清爽味道，透出江南艺术的清秀韵味，显示出与晋中平川民间审美泾渭分明的特色和取向。我总觉得晋中平川地区的背棍等社火演出，太过热烈、剽悍，与太行山区民歌、花戏秀美、婉转的风格相差太远。

石柱上镂刻有麒麟圆环形的图案连接，显出浓郁的金石味道，给牌坊增添了几分汉家陵阙的苍凉和霸气。

一层弓楼上镌刻有佛家万字纹样，给冷气森森的牌坊增添了几分慈悲气象，很大程度上消融了牌坊的兵家霸气和铁血性格。

石牌坊第二层弓楼中间刻着“中宪大夫昌平兵备道山东按察司付使药济众”19个字，上款“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门生刘弘光”，落款“山西辽州和顺知县路从中、典使陈应奎、儒学教谕赵志弘，崇祯四年岁次辛未孟冬吉日建”。第三层弓楼上刻“十八学士登瀛州图”。再上是石匾，匾上錾刻着“陵京锁钥”4个放着冷光的大字，在包浆的作用下闪着黄铜般的光芒，让我感到了刀光剑影的森森冷气，听到了回荡在和邑大地上千年不绝的喊杀声。

我猜想，400年前，药济众第一次站在牌坊下，第一眼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觉。至此，药济众脸上的笑凝固了，被苦涩凝固了。

“陵京锁钥”有多重？药济众的心里可没少掂量。掂量来、掂量去，他不住地摇头，和顺是挡住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杀向京城的那把锁吗？自己是这把锁的钥匙吗？他一声叹息：“我难道要无所事事地、老死于这个地方吗？”他跌跌撞撞地向家走去。

肆意的鞭炮声响与他无关，官绅的献媚呼叫也与他无关，只有县城的石楼院后院属于他，能够平息他的悲愤。

他茫然地回到“六合井”旁。天启末年，药济众以老病上书辞官，一肚子不如意地回到老家和顺城。

他原该更有一番作为的。可如今，他唯有对井叹息，可叹！

“六合井”位于和顺一中对面。这里是药家石楼院的后院。井是药济众亲手打凿的，并把它命名为“六合井”。“六合井”，好大的气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六合”是天下的代称，一口位于太行山深处不起眼宅院的水，居然叫“六合井”。由此可见这个致仕老人的雄心。

（二）

很多年以前，药济众从太行山启程赴山东就任知县，那一年是明万历三十五年。明代出过2.5万个进士，一个小小的举人，等了10年，等来个知县算是幸事！但这对药济众来说是可悲的。他一直想光耀门楣，恢复先祖的赫赫荣耀。可这一纸任命，居然等了10年，等得他头发都白了。

药济众的先祖不姓药，姓乐。单听这个姓，似乎有些不常见，甚至有几分陌生。但要提到乐毅，无论哪个不识字的乡间老农都会张大嘴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靠曲艺，尤其是戏曲来传播历史，宣扬教化。戏曲由劳动人民与落魄到底层或闲居乡野的知识分子共同创作完成，展示出强烈的忠义和鲜明的爱憎，并在传播中潜移默化、永无止境地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行为。街头巷尾、贩夫走卒都能说上几段 《三国》故事，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更是尽人皆知。齐国趁着燕国内乱，出兵占领了燕国大部分领土。燕军在乐毅的领导下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老燕王死后，新燕王听信谗言罢免了乐毅，乐毅怕被新王杀死，就逃到赵国隐居起来，最后客死乡野。《史记》的记载仅限于此。

乐毅隐居在何处？和顺人确信，他藏进了太行山里，和顺的乐毅村就是他当年的隐居地。为了不让外人知晓，他改“乐”为“药”。和顺姓药的人，都是乐毅的后世子孙。1800多年来，药家在和顺默默无闻地繁衍生息，到了药济众祖父这辈，才有了稍许起色。祖父中了秀才；不久，父亲也中了秀才。命运似乎开始垂青药家。药家也希望能出个人物，出个兼济天下的大人物。于是，他们把“济众”这个名字给了家里最看好的后辈。

在祖、父两辈人的絮叨中，先祖乐毅在药济众幼小的心中扎了根、成了神。

他聪颖异常，很早就显出大度豁达，心存大志的格局气象。明万历二十五年，药济众中举，建功立业的机会似乎唾手可得。由于没有史料佐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京赶考。我想多半是进京赶考过。在明朝，只有高中进士，才会有更显赫的前途。

从和顺黄榆关进入河北平原时，药济众一定回头仰望过雄伟的长城，先祖的丰功伟绩再次化为澎湃的排浪，激荡着这个男人的雄心。可他终始未能高中进士，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那不太确定的未来。

10年的漫长等待，举人药济众终于踏上了仕途。在山东临县任上，他政绩卓著。清代《山东通志》记载，药济众智力过人、过目不忘、双目如炬、奸邪难逃，知府、巡抚碰到疑难案件都要亲自来临县请教，有神断之誉。

期满升任顺天府马政通判，一下子从地方的七品芝麻官成为正七品京官，而且开始掌握武备。我不知道，药济众究竟做了什么，被选拔到京城出任与武备相关的职务。或许他身上早就潜伏着祖先能征善战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又很容易被人发现。在顺天府马政通判任上，药济众干得风生水起，不久又升任镇江府海防同知。镇江府为南北舟车交汇的交通枢纽，素来以难治著称。药济众“勤同运甓，操比悬鱼”，廉洁、勤奋、能干，备受当地百姓称赞。几年以后，他又内调宗人府经历司，成为皇帝的近臣。之后，又升任户部江西清吏司。清吏司是正五品，官虽不大，却经办着一省的钱粮、田赋、户口等事务，位不高而权重。在清吏司任上，他“通轻重，酌盈虚，备军储，祛国蠹，宵小侧目，大吏倾心”，成为户部的干吏能臣。

明朝天启四年，药济众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道。《山东通志》记载说，他办事干练，在明朝历任山东按察司副使中最为杰出。

明朝时的兵备道，全称为“整饬兵备道”，始设于明弘治年间，设置之初主管兵备事宜。但明朝初年兵备道不是专缺，而是由布政司、按察司二司的参政、参议、副使、佥事兼任，但随着全国军事行动的常态化，兵备道逐渐成为地方主管军政的大员。一个兵备道管理少则两三个，多则七八个州，管辖区域比现在的一个市大。

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本来可以做很多事。药济众本就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为什么非要辞官呢？失望，越来越失望是药济众辞官的主因。

明朝后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奇葩，天启皇帝更是奇葩中的奇葩。命运给天启皇帝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没有把他放到该放的位置。他不爱权力、不爱黄金、不爱美色，就爱做木匠。皇帝做木匠的水平堪称圣手，他打发太监把他做的东西带出皇宫，到市场上去卖，居然卖出几千两银子的高价。

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天启皇帝一做木工，他就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丢下一句话，“你看着处理吧”，就继续埋头推他的刨子。魏忠贤成了天启朝事实上的皇帝。

封建社会内部的权力博弈，都逃不出三股势力——皇族外戚、士大夫、宦官。明朝皇族是住进了金丝鸟笼的高级犯人，到城外游猎都要经皇帝批准。明朝的外戚势力也很薄弱，没有出现过汉唐的外戚专权情景。可宦官权力却大得很，皇帝不信任武将，也不信任文官，只好依靠这些从小陪着自己长大的奴才。一些权力欲很强的宦官，就趁机挟持皇帝，掌握朝纲。

宦官如何控制皇帝呢？唐朝一个曾经废立过三朝皇帝的老太监要退休回家了，一个后辈前来请教经验，老太监说：“要引导皇帝去声色犬马，不要让他得闲。有空他就会读圣贤书、见文官，就会谋大事，反过来收拾我们。”这释放出一个信号——宦官掌权者是士大夫集团的死敌。历史也证明，宦官、外戚专权的时候，往往是政局最黑暗、人民最苦难的时候。

魏忠贤成了“九千岁”。一种看似不正常却非常正常的风气也在朝野蔓延——宁可得罪皇上，也不能得罪“九千岁”！得罪皇上，大不了掉脑袋，得罪了魏忠贤，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在此环境中，有一批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士大夫倒戈了，但多数有骨气的士大夫与魏忠贤及其走狗，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朝廷迅速分裂为“阉党”和“东林党”，相斗了几十年。东林党得势后的过火行为，加剧了斗争的白热化。这种非黑即白的拉锯战一直上演至李自成打进北京，甚至延续到偏居江南一隅的南明政权。谁胜谁败，难说。但党争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明朝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可归咎于党争。

药济众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告老还乡的。他回乡不久，天启皇帝因误食丹药一命呜呼。他的弟弟朱由检登基，年号崇祯。崇祯元年，刚登帝位的皇帝杀掉魏忠贤，诛灭了“阉党”，重新启用了袁崇焕等能臣干吏，大明一派中兴气象。袁崇焕熟悉吗？看过金庸的《碧血剑》吗？袁承志有没有，我不知道，但袁崇焕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

崇祯皇帝一个不得不实行的“打饭碗”行动，彻底打碎了朱元璋一代代传下来的“金碗”。皇帝大量裁减帝国的驿站，使帝国的很多“邮递员”失业。其中有一个叫李自成的人就拉起一帮流民造起反来。他们开始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造反只是为吃饱饭。可崇祯不断加派辽饷，绝了天下百姓的生路，流民成为洪流。全国上下兴起了自发参加李自成造反队伍的热潮，农民军渐成燎原之势。李自成此时有了割据称王、当一方霸主的野心。可就在李自成进攻北京的前夕，都没有推翻明朝做皇帝的雄心。在北京城下，他给明朝开出的条件是割据陕西，称王。崇祯不干。北京城被攻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如果崇祯答应李自成的要求，收编李自成，利用李自成的力量去打满人，中国历史或许会改写。

听闻崇祯诛灭“阉党”，药济众又看到了希望。他开始关注政局，积极谋划剿灭流寇事宜。此时天下大乱，流寇、建州女真并起，明王朝内忧外患，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对李自成等人，当时明朝内部有抚、剿两种方略。外抗女真，内剿流寇，明朝疲于奔命，皇帝想尽快解决农民军问题，专心对付关外的女真。这种情况下，主张收编农民军的主抚派占了上风。

药济众是主剿的，他根据自己带兵治民的经验，写下了平流寇方略。但是，上书后，石沉大海。朝廷哪里会理会一个致仕四品官员的意见呢？他一声叹息，继续流连于“六合井”旁，把自己孤单的影子投在井里，喃喃自语：“难道我真要老死在这里？”他自问了几遍。四下无言，唯有井底之水，屋脊之风，和应着他的叹息。

此时，他的门生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刘弘光来拜见他，要给他立一座牌坊，以彰显他的功绩。

按今天的话说，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就是中纪委派驻山西的巡视员。在明朝，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是个奇怪的官——名头很大，官阶却挺小，从七品。明朝官制中小县的县令是从七品，大县县令为正七品。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几乎是明朝最小的官。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奇就奇在这里，官无比小，权却无比大。他负责监察一省的官吏，连总督、巡抚也对其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巡按监察御史在名义上也有权 “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

巡按监察御史，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成为十三道御史一员（当时全国有十三个省，所以巡按监察御史也叫十三道御史），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在刘弘光的力主下，知县哪敢不从？

明代有建生祠的风气。地方官爱民护民、有政绩、有惠声，百姓就立祠堂、牌坊供奉他。因为供奉对象还活着，所以叫生祠。这股风气在明朝晚期腐败的官风中愈来愈变了味，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司就大建生祠。天启年间，魏忠贤的生祠越建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有人居然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列。随着魏忠贤的倒台，生祠的名声似乎有些臭，但建生祠、立牌坊的风气并没有减退下来。

别人给自己建起牌坊，总要有所表示吧。崇祯五年，药济众在离石牌坊十几米远的地方也建了座牌坊，这就是木牌坊。

（三）

崇祯四年，也是石牌坊立起来的一年。

在前一年，袁崇焕被冤杀，北方的山海关外彻底成了满洲八旗的天下；关内农民军的势力也越来越大，山海关内外烽火连年。

这一年，农民起义领袖王嘉胤率军入晋，农民军活动中心转移到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王嘉胤死后，他的部下王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山西一再告警。

这一年，主剿派终于占了上风。原蓟辽督师袁崇焕的部将左良玉率部分关宁铁骑入关，一破李自成于涉县，二败流民起义军于山西。这些败退下来的农民军在和顺和河北邢台交界处合兵一处，声势大增，屡次攻破山西辽州、沁州等地府县。辽州治下的和顺县也成为他们觊觎的盘中餐。药济众出巨资，募勇储粮、练成了一支团练武装，以备不测。

“兵宪”真的成了兵燹。转眼到了崇祯六年，藏身在和顺、邢台太行山深处的流民，猝至和顺，攻破黄榆关，用重兵围住了和顺县城。当时的和顺城不大，城墙周长也就二里许，人口也就两三千。

兵宪就是兵燹的流言，在城里口口相传，不多会工夫，就人尽皆知了。流民千方百计攻打县城，县令请出药济众来主持守城大局。药济众率领自己招募的兵勇在城头抵抗。他“躬冒矢石，登陴固守，洒泪誓师，人人用命……毙贼无算”。农民军因为死伤太重，就四周挖壕沟，准备困死城里的居民。40余日后，粮尽城破。药济众投“六合井”而死，其子药长庚也与敌死战，直至战死。

崇祯六年六月十三日，和顺城破，城内人民惨遭血洗。康熙年修编的《和顺县志》记载，城破时城里100多人被杀，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可是它几乎占到了当时和顺县城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杀戮不可谓不重。

城里的百姓永远记住了这个血色而坚硬的日子，把云龙山的庙会定在这一天，以此来纪念守城死难的药济众。

崇祯皇帝获悉此事，给药济众官升一级，赠太仆寺少卿（正三品），又特别加恩，对在外读书而幸免于难的药之屿，进行“火箭”提拔。药之屿是药济众的孙子，他从秀才一下子跃升至正六品官员，承袭药济众曾经任过的美差——户部陕西清吏司主事，督饷陕西。药之屿把祖父、父亲安葬在云龙山北麓，这座墓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药济众死去11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西安。药之屿誓死不投降，被农民军残忍杀害。

在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药济众一家全部为国殉难。一门忠烈，千秋碧血。这在和顺不是孤例，清代和顺唯一的进士、知州杨晓昀也是这样的忠义勇锐之士。他在江西做官的时候，正逢太平军进攻江西，杨晓昀率领自己编练的“和顺营”与翼王石达开在吉安城激战六十日。城破后，杨晓昀和两个儿子同时战死，妻子也跳城殉夫。杨晓昀善战，曾被清廷授戴“单眼花翎”，吉安一战更是让他名动一时。几乎每一本与太平军西征有关的史料，无论褒贬，都会提到这个太平军的劲敌——和顺硬汉杨晓昀。杨晓昀衣冠冢也在云龙山西麓，与药济众墓同埋一山。

还记得那口“六合井”吗？光绪初年，知县鲁燮光着手重修《和顺县志》，放榜在民间采记逸事。药家后人献上了药济众守和顺城期间写下的《守孤城记》。鲁知县读罢，泪如雨下，派人遍寻“六合井”，但始终没有结果。

就在鲁知县失望的时候，一位姓张的老汉前来汇报，“我们院子里有口井，一位姓药的老前辈就死在那里。”这户张姓人家颇有忠义，守护“六合井”100余年，让“六合井”重现和顺。鲁县令来到张家后院的菜地，发现一处平地微微凹下，就让人挖掘，挖下两三寸深，井眉显露。清理井口余土后，呈现出六合形状的井口。张家人说：“我们怕人发现这口井，每年都填土掩藏，但每年的填土都会往下陷。”鲁知县感叹：“岂非忠魂不泯，鬼神实呵护之耶？” 他下令加紧挖掘，“土尽泉喷涌，声虢虢鸣，观者如堵，有叹息泣下者”。鲁知县又捐了银子，在井上立了座亭子，并请时任榆社知县的浙江才子王家坊撰文以记。

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陵京锁钥”四个字上。它泛出的冷光，让我不敢逼视。“兵宪”真是兵燹吗？和顺是四战之地，战国时期是赵国首都邯郸城的屏障，也是邯郸通往赵国第二大城市晋阳城（太原）的必经之路。秦赵在此鏖战，韩信在此大破赵国……如今，战火兵戎成了绝响。将耳朵贴向牌坊，我已经听不到飘荡千年、撕心裂肺的惨叫，只有老汉沿街叫卖的悠长吆喝在尘烟中回响。

400年过去了，时间碾磨着牌坊，牌坊成了文物。它不间断地向世人讲述着药济众忠义勇锐的既往。可惜，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了。我希望经过石牌坊的人能放慢脚步，听听这个故事。